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是清紫禁城中最重要的建筑。三座大殿俗称金銮宝殿，坐落在平面呈“土”字形的三层汉白玉须弥座上，金碧辉煌，巍峨雄壮，象征着中央皇权的至高无上。现在的三大殿是公元17世纪清康熙年间重建的，太和、中和、保和之名，也是重建之后改叫的。
三座大殿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建成后名为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嘉靖年间重建后改称皇极殿、中极殿和建极殿。因为三殿建筑高大，古代避雷技术不完善，所以在明代曾三次遭雷击而焚毁。
建成没多久三大殿遭雷击被毁
据《太宗文皇帝实录》，北京营建紫禁城及宗庙社稷坛等工程，始于永乐十五年（1417）六月，全部建成于十八年（1420）十一月戊辰（初五）。“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十二月癸亥（廿九日），负责督建的蔡信、吴福庆等十五名官员得到升迁，木匠金珩等二十三人擢为所丞（官制名，正九品），所有参加建设的军民夫匠都得到了不同的赏赐。
永乐皇帝朱棣诏告天下：“朕缵承大统，恢弘鸿业，惟怀永国。眷兹北京，实为都会。惟天意之所属、实卜筮之攸同。”他还说，营建北京是“上以绍皇考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贻子孙之弘规”；营建过程中，“军民乐于趋事，天人协赞景贶骈臻”。永乐皇帝还感慨“天地清宁，衍宗社万年之福；华夷绥靖，隆古今全盛之基”，欣喜之情可见一斑。
第二天是辛丑年元旦。朱棣御奉天殿接受朝贺，并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庆祝紫禁城竣工，庆祝迁都北京。奉天殿内外，文武群臣列坐。君臣频频举杯，丝竹乐起，百戏助兴，好不喜庆热闹。朱棣意满志得，格外高兴。从这一天起，称北京为京师，不再称“行在”。
一些文臣也舞文弄墨为朱棣助兴。《日下旧闻考》中收录的李时勉等人的《北京赋》《皇都大一统赋》，每篇都洋洋四五千字。他们歌颂迁都之正确，赞美紫禁城之辉煌。李时勉在《北京赋》中称北京“冠九州之形势，实为天府之国”；赞营建北京是“龟筮兆吉，天人叶（xié，同协）应。神祇献珍而山石自出，河岳效顺而神木自行。民子来兮相续，期不日而功成”；赞三大殿之雄伟，“奉天凌霄以磊砢，谨身镇极而峥嵘。华盖穹崇以造天，俨特处乎中央。上仿象夫天体之圆，下效法乎坤德之方。”
正月十五，宣布大赦天下。
三月十五，朱棣御奉天殿，亲为考官出题制策，殿试礼部选中的二百零一名举子。
三月十九，朱棣在奉天殿阅试卷，选曾鹤龄为第一，其余分别为进士及第和进士出身。
四月初二，朱棣御奉天殿，接受曾鹤龄等新科进士上表谢恩。
四月初八，天降大雨。午时三刻（11时45分）一个霹雳闪电落在紫禁城，奉天殿瞬间燃起大火，火势迅速蔓延至华盖殿、谨身殿。建成才五个月的三大殿就这样被烈焰吞噬，成为了一堆废墟。同时被焚毁的，还有乾清、坤宁二宫。
朱棣下诏求直谏
这场火灾把朱棣吓坏了，他认为这是上天发怒，在向他表达不满。他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错了。火灾发生后的第三天，朱棣敕谕群臣，让他们帮助查找原因：“朕之冥昧，未究所由”；你们受我委任，自当与我休戚与共，帮我找找原因。
永乐皇帝列出了一系列原因，“于敬天事神之礼有所怠欤？或祖法有戾而政务有乖欤？或小人在位贤人隐遁而善恶不分欤？或刑狱冤滥及无辜而曲直不辨欤？”“或横征暴敛、剥削掊克而殃及田里欤？”……他总共问了十一个“欤”。他接着说，如果“朕所行果有不当”，可上条陈直言无隐，以便自己“庶图悛改，以回天意”。值得一提的是，这十一个“欤”不能说不全面，但是不包括营建新宫城和迁都北京。
在皇帝的号召之下，大臣们纷纷上疏，指出他们认为存在的问题。
户部尚书夏原吉说，这几年尽顾着营建北京了，应该安抚一下那些无家可归的百姓，免除他们欠下的赋税，减轻他们的负担。这个意见朱棣接受了，派吏部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分巡天下，访军民疾苦，查找扰民之官吏。
有大臣说，近年营建北京，身强力壮的士兵都调来施工，而那些没有参与工程的军士则“不得生理衣食不给”，应该加以抚恤，增给月粮，宽其丁差徭役；还有大臣说，这几年兵政不修，武备废弛，应该加强操练，以备不虞。这些建议朱棣也采纳了。
左庶子兼侍讲邹缉疏中指出的问题比较严重。他说，营建北京的工程“工大费繁，调度甚广，冗官蚕食，耗费国储。工作之夫，动以百万，终岁供役，不得躬亲田亩以事力作”，而且征求无止境，造成百姓“伐桑枣以供薪，剥桑皮以为楮”，再加上“官吏横征，日甚一日”，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自营建以来，工匠小人假托威势，驱迫移徙”，号令一下，房屋已被拆毁，“孤儿寡妇哭泣叫号，仓皇暴露，莫知所适。迁移甫定，又复驱令他徙，至有三四徙不得息者”。这些情况“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
除此之外，“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水旱相仍，民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师聚集僧道万余人，日耗廪米百余石，此夺民食以养无用也……凡此数事，皆下失民心，上违天意”。他在上疏中强调，奉天殿被焚，乃非常之变也。如果不“省躬责己，大布恩泽，改革政化，疏涤天下穷困之人，不能回上天谴怒”。
邹缉最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当还都南京，奉谒陵庙，告以灾变之故。保养圣躬休息于无为。毋听小人之言复有所兴作，以误陛下于后也”——还是把首都定在南京吧，别听那些小人的了。
邹缉奏疏上呈之后，朱棣没有回复。四月十三日，朱棣发布诏书，强调建设南北两京是“比循往制”，目的是“安民以隆鸿业”，并宣布了诸如蠲（juān）免拖欠赋税、罢除征收买办等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的措施。
四月十七是朱棣的生日。礼部大臣先期奏：万寿圣节该为陛下举行贺礼了。朱棣说，三殿被焚，朕心寝食不宁、惶惶夙夜、反躬省衍，礼部还要给我庆贺生日？“益重朕之不德也。其止勿贺”——今年这生日不过了！
否定迁都北京激怒朱棣
朱棣求直谏不是没有底线的。
以性格刚鲠著称的李时勉在疏中说了十五件事，头一件便说营建北京不对、迁都不宜。朱棣一看就怒了，一把将他的奏章扔到了地上。而后还想看看他还说了些什么，于是又捡了起来，再一看，其余大多是对的。朱棣当时并没有奈何他，之后，还是因故把他下了诏狱，关了一年多，于永乐二十一年才放他出来。
那些监察御史、给事中等言官则不管不顾，直言三殿之灾是营建宫城、迁都北京所致，惹得朱棣很不高兴。朱棣说：当初为营建宫城、迁都北京，曾多次和大臣们讨论，许久才定下来的，并非是轻率之举。
朱棣确实不止一次让大臣们讨论过。据《明实录》记载，朱棣从南京回到北京后，工部就请“择日兴工”。朱棣说，工程重大，“恐民力不堪”，让大臣们再讨论一下。永乐十四年（1416）十一月十二日，朱棣又一次诏命群臣讨论营建北京的事。而此时，昌平黄土山的长陵祾恩殿已建成；准备用来过渡的西宫也在施工之中。朱棣迁都北京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众人皆知，谁敢反对？所以，满朝文武一致上疏表示赞同：“北京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王万世之都”；“人心协和、嘉瑞骈集”，而且河道疏通，“良材巨木已集京师”，“天下军民，乐于趋事。揆之天时，察知人事，诚所当为而不可缓伏”，恳请陛下，“早敕所司兴工营建，天下幸甚”。总之一句话：不要再耽搁了，开工吧！
言官们听朱棣这么一说，便把矛头指向了那些文武大臣，叫嚷着要追究他们的罪责。众大臣激烈反驳，“争詈（lì）言者”。朱棣一怒，命言官和大臣跪在午门外质辩。
户部尚书夏原吉出来劝说朱棣：诸言官遵帝诏而表达看法不应获罪；大臣没有在重大问题上发挥好作用，也有责任。这么一说，朱棣的怒气才消，把双方都宽恕了。
事后，监察御史郑维桓、户科给事中柯暹等五人被贬到交趾（今越南）去做官。郑维桓后来死在了任上。柯暹后被追回入狱，三年后仁宗继位才官复原职。
在这件事上还有一个牺牲者：户部主事萧仪。他因为言辞激烈，触怒了朱棣，当时即被下诏狱。至于他的死，有几种不同说法。《明史·夏原吉传》和《明鉴》中都说：“帝怒，杀主事萧仪。”嘉靖年间的王世贞在他的《弇山堂别集》中说，萧仪是被凌迟处死的。这些说法似意在加重朱棣的罪行。事实上，萧仪是病死狱中的，时间在永乐二十一年（1423）七月十九日。第二年，他的侄儿萧超将他遗骸抬回故乡江西乐安，葬于乐安山湾。
至于萧仪究竟说了什么惹怒了朱棣，正史不载。有材料说，萧仪以历史为依据，认为不宜迁都北京：“岂不闻燕（京）为金、元故都，非中原乎？岂不以金祚仅百年、元祚不盈百年，非宜都乎？”
这本是书生之见，不无偏颇，似不足以把朱棣激怒。激怒朱棣的，或许是更为尖锐的批评、更为激烈的言辞。
二十年后重建三大殿
朱棣营建并迁都北京，有着充足的理由，不能说是错的，迁都也不会因此导致三殿被焚。但无论如何，这场天灾对朱棣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他的健康状况也因此而恶化。
半年之后的永乐十九年冬天，朱棣还要率军大举北征。毕竟元朝的残余势力还存在，时时威胁着大明的江山。但兵部尚书说军费缺乏，不宜兴兵。朱棣很不高兴，又问夏原吉粮食储备情况。夏原吉说，连年征战，军马和粮食储备已经十丧八九。而且，“灾 眚（shěng）迭 作，内 外 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您的身体已经吃不消了，要去的话可以派一个大将去，“勿劳车驾”。这不是好话吗？朱棣盛怒之下却把夏原吉关了起来，并下令抄了夏原吉的家。
朱棣动辄对大臣发怒，很难说跟三大殿被焚无关。三年后，朱棣病死于北征的归途中。临死之前他说：“夏原吉爱我”（《明史列传·卷三十七》）。而此时的夏原吉还被他关在狱中。
三大殿再次重建于正统五年（1440）三月，动用工匠和官军七万人，历时一年半，于第二年九月完工。从焚毁到重建，相隔二十年之久。（宗春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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