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说过：“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战争的压力，使学者们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独特历史文化更加珍视。
这个人群，为什么五千年来打不散，而形成世界上唯一的亦古亦今的庞大民族呢？
2016年秋，我在成都与马识途先生晤谈。马老是西南联大1941级外国语文学系学生，也是当年中共地下党在西南联大的支部书记。他说，闻一多曾经想办一份报纸叫《十一》，合起来就是一个“士”。闻一多想在战时的艰难环境中提醒和完善“士人”的人格品行。
“士”的称谓，从西周就有，指那些“王”以下的贵族，他们享受供养，对周王朝负有责任。到东周形成了一个阶层，通“六艺”，具有一些特殊的品质。再后来，“士”形成一系列的历史与文化。这个传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将自己看作被赋予大局使命的人。
战时闻一多舍弃舒适的书斋与藏书出京，喊出：“去吧，去认识我们的祖国！”到师生们的步行中，践行“饱以五车读，劳以万里行”之类的古训，并重新自省。
朱自清之子朱乔森说：“我父亲觉得自己的任务就是保持中国‘弦诵不绝’。弦诵不绝，就是读书这个传统不要绝。”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
重构“士”的人格框架以及相应的伦理范式，在西南联大形成了一个普遍的人文趋势。
罗庸在《鸭池十讲》中也谈到“士”的价值观：“原来士之所以为士，在其能以全人格负荷文化的重任而有所作为。”
周作人附逆，学界痛惜其“失节”，称“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闻一多、罗庸他们，并非如当下很多学者那样，在抽象领域中来解析一种人格建构，而是在自己的“生存领域”中，在战火与贫困中，打造理想中“士”的人格。他们是从行动开始的。
罗庸先生在昆明郊区居住时，意外的火灾烧光了他的藏书，他面色如常，令同僚们起敬，可以联系到他在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中写的“动心忍性希前哲”。
闻一多在讲课中屡次赞美屈原，为自己刻印章“其愚不可及”，直到“最后一次讲演”凛然面对枪口，都在昭示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士可杀，不可辱！
“究竟甚么是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呢？那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改造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这句话来自林毓生，其是西南联大学子殷海光的学生，一位旅美学者。
西南联大的学人们正是继承了“守正出新”的文化理念，不断进行变革与创造。
从大学的格局来看，西南联大推行一种中西合璧的现代化的教育框架，一方面使用开放式教材，一方面坚持以“中国通史”作为大一学生的必修课。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记载，郑天挺在昆明办讲座多次以“读史以明志”为主题。
“九叶诗派”诗人、哲学系学子郑敏晚年曾感慨：“我们现在没有要求所有的文学院学生都念‘中国通史’。丢掉了对历史的理解，文科好像就没有一个站脚的地方。”
她说，在西南联大，课程的设置是非常系统的。它教育学生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告诉学生什么是重要的。
茶馆“三剑客”的潇洒不羁与女生宿舍的雅致诗意相映成趣，而教师之家以“陋室”自况，诗社成员竟往导师家聚餐，共享“得道”之乐。
学生们自办伙食，“君子近庖厨”，以此为能事。而“倒孔”运动持续发酵，从香港航班上的“飞狗事件”到孔祥熙来校，面对腐败官僚，学生们不依不饶。
吴宓组织“石社”，自命为“紫鹃”，宣扬“维护大美”的精神。教授的古风与学生的顽皮相映成趣。
一把用旧毛线缠绕多道的刻刀，上面留有压出的指痕，这是闻一多的妻子为防止他治印磨伤手指而亲自做的。妻子的脂粉盒被用作印色盒，有一瓶印油是朱自清先生送来的。
朱自清诗曰：“闭门拼自守穷悭，车马街头任往还。”发国难财的人有的是，别人再怎么富贵，但教授们宁肯穷得吃不上饭，也要坚持把学生带出来，把弦诵不绝的传统继承下去。
梅贻琦之子梅祖彦说：“整个战争的威胁，对全国人民，至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也是一种激励。我想，是‘为国家的前途’的观念，使学生格外地用功，才能培养出这么多人才来。”
当我向李政道问到西南联大成功的原因时，他说到一个大格局：“西南联大之所以成功，有好几个原因。第一是当时的年轻人跟学者的志气。老师、教授，不光是吴（大猷）先生一个人，也不光是西南联大，浙大也一样，那个时候整个学术界所有老师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是有信仰、有志气的。他们是要做事的，而且他们把他们的经历都附在上面了。” （作者张曼菱，为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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