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唯嘉《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年12月12日 第 07 版）
鲁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巨人，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这个评价突出了鲁迅的革命性，强调他与封建传统的决裂和对新文化的开拓。社会大众熟悉他的小说、散文等现代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这些成就侧重于与传统相对的现代性。然而，鲁迅之所以取得如此丰硕的文化成果，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对传统文化所下的“暗功夫”上。正如海面上的冰山，露出的部分是鲁迅对现代文明的追求和创造，水下的部分则是他对传统文化的厚重积淀和深刻反思。
鲁迅研究专家孙郁撰写的《鲁迅与国学》，集中探讨了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关系，从传统文化切入鲁迅思想，别开生面。谈及此书的写作，作者说是缘起于20年前一次关于鲁迅的访谈，主题便是“鲁迅与国学”。那次访谈让他注意到学界大多关注鲁迅的现代文学创作和翻译，而少涉及鲁迅的传统文化底蕴。自此，他留意搜集相关资料，系统梳理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成果便是《鲁迅与国学》一书。该书涉及鲁迅对儒、道、佛三家思想的批判转化，对戏曲、野史、魏晋文学、古代小说的研究评价，并围绕“国故”与章太炎、“学衡”派的纠葛，展示了鲁迅知识结构中隐蔽的一面。
鲁迅的文笔犀利、思想敏锐，如锋利的匕首闪着耀眼的白光，背面衬托这白光的底色却大半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浸润与汲取，远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沉迷与陶醉，而是在新旧时代转换的背景下，以全新视野反思中华古老文明的时代价值。此书首章“从新知到国故”，探讨了鲁迅“由旧学而得以染习新知，后由新知而反观国故”的学思历程。鲁迅早年阅读大量翻译作品，特别是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大大开阔眼界，而留学日本更让他了解到古印度、古希腊与古希伯来文明，使其得以从文明比较和演进的角度，思考中华文明在世界的独特地位以及与各文明相比的异同。
鲁迅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汲取大抵是站在反正统的立场上。书中讨论鲁迅“非儒与非孔的理由”，指出鲁迅从日常生活经验，特别是童年记忆出发，认为封建社会的儒家教育配合封建统治，戕害了好奇心和想象力，遏制了文明的活力。因此，鲁迅转求于与正统有别的“小传统”或民间资源，如抛弃儒家经学一统的权威，而去寻找庄子个性意识的萌动（“对庄子的另类叙述”章）；有意回避汉赋、唐宋诗文等文学典范，转而考察魏晋时期离经叛道者的文风（“魏晋文脉之考察”章），还为历来被视为“小道”的小说著史立传（“《中国小说史略》的微言大义”章）；批判“台阁化”旧戏，看重民间剧种中的野趣与活力（“批判旧戏的几种理由”章）。鲁迅以其极强的现实感和思想穿透力挖掘出了传统文化中的丰富面向。
《鲁迅与国学》不仅从思想角度探究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还特别注意到鲁迅从审美角度开拓国故的现代价值。如对金石学与考古学的兴趣，润泽了鲁迅的艺术品位，他喜爱秦汉瓦当、画像石、碑刻等，其书法风格无疑受到这些古物影响，而对秦汉艺术的重视，又反映出他力求超越近世文明的软弱和狭窄，重回元气淋漓的上古的雄心。又如鲁迅对佛教、庄子、魏晋文章的欣赏，很大程度上是要寻求固化的文人趣味之外的生命力。面对残酷现实和人生重压时，这种审美趣味也给予鲁迅莫大的精神慰藉和力量。
《鲁迅与国学》以鲁迅晚年对墨子的关注作结，点出他欣赏的是墨子的苦行之思、民本意识，同时还有墨子忘我的牺牲意识，这是鲁迅从古人世界发现到的可为今人所用的思想资源。而墨子的形象也正契合鲁迅的自我想象——“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与国学》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处在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之间，置身于时代的斑驳光影下，立体又厚重的“文化鲁迅”。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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