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护和利用好历史文化街区,使其在现代化大都市建设中绽放异彩。”北京有3000余年建城史、800余年建都史,是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拥有众多历史文化街区,在历史长河中经历沧桑风雨,是“活的历史地段”。它们不仅体现了北京的古城脉络,更展示出北京璀璨悠久的历史文化。
“北京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要更加精心保护好,凸显北京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激发了许多人的历史担当、文化自信。皇城历史文化街区面积约6.8平方公里,是北京市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2015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对外公布第一批30个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中,北京有3个街区入选,皇城历史文化街区就是其中之一。一起行走皇城历史文化街区,感受中华文明与新时代精神交相辉映。
灵境胡同
灵境胡同位于西单北东侧,东起府右街,西止西单北大街,全长664米。后经几次拓宽,1992年扩展后最宽处32.18米,成为北京最宽的胡同。灵境胡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见证了历史的几经变迁,向人们展示着她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风貌。
明代,它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称灵济宫,因灵济宫在此而得名。西部称宣城伯后墙街,因南侧有宣城伯府第故取此名。清朝时,以西黄城根南街为界,东段因“灵济宫”改名“林清宫”,故名为林清胡同;西段则称为细米胡同。到了民国,东段改名皇城根、西段改名为“灵境胡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西段合并,为“灵境胡同”。现在,灵境胡同与辟才胡同东、西相对,成为西单北大街两侧,东起府右街、西至太平桥大街的两条宽敞大道。
沿西单北大街向北一拐进车水马龙的灵境胡同,“明清皇城西南城墙拐角旧址”的标牌格外引人注目,仿佛向人们述说着“皇城根”的历史变迁。在西黄城根街南口的顶管施工中,发现了明清皇城城墙基,经发掘探明明清皇城西南角的准确位置,并确定了元代金水河分支进入皇城的位置,为研究北京城市发展史提供了珍贵资料。而水门及沟渠的发现,不仅大致确定了元代金水河分支进入皇城的位置,还证明这一支流至少在明代早期还未淤塞。现在已作为一处人文景观保留了下来。
灵境胡同33号院是末代帝师住所。陈宝琛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他早年入翰林,直言敢谏,同张之洞、张佩纶、宝廷合称“枢廷四谏官”。陈宝琛为溥仪授读三年,备受恩宠。当年,陈宝琛就住在此处。可惜,如今的院落已被拆除大半,不复旧观。
33号院差点彻底消失,一切源于当年院落拆除时,这里并不是“不可移动文物”,而是铁路局的职工宿舍,因此这里当时没有受到任何保护。后来,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北京文物协会多方奔走呼吁,才最终保下来,然而,留存的院落也只是残存的部分。
灵境胡同41号院是开国将军住所。“豫西伏牛,朝鲜打虎,宏谋韬略湛深;电掣风驰,战斗一生,钦尽瘁。领袖学生,人民儿子,赤胆忠心不朽;松青柏劲,河岳同寿,看长明。”这是哈军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当年给陈赓大将敬献的挽联,表达了人们对他的无尽哀思。
有居民回忆说:“以前陈赓将军家门就对着我们家,他在晚饭后经常穿着背心,背着手就出门,后面跟着老伴,到处遛遛湾,他和我们家老爷子是聊友,将军是逮谁跟谁聊,一点架子都没有。”
在改造中把握历史文化街区的风貌保护的尺度。作为西单-积水潭桥街区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中最先启动的部分,今年年初,灵境胡同-西四路口段全要素焕新亮相,一条有林荫可纳凉、有历史可发掘、有故事可寻觅,满眼绿色、骑行通畅、悠悠古韵与现代时尚融合的大街展现在市民面前。
东堂子胡同
东堂子胡同,西起东单北大街,东止朝阳门南小街,全长700多米。
明代时,这里称“堂子胡同”,后因与“金鱼胡同”北面的“堂子胡同”重名,清代时改称为“东堂子胡同”,而将金鱼胡同北的堂子胡同称为“西堂子胡同”以便区别。
清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旧址位于东堂子胡同49号(老门牌20号),是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此衙门是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外交常设机构,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机构的萌生,开启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历程。
这里原是清大学士赛尚阿宅,1845年改为铁钱局公所,1861年又改为总理事务衙门,1901年,又根据《辛丑条约》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民国初年,又改称外交部。此时同文馆早已停办,改为同文学会。后外交部迁至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此处又成为总长、次长长官宿舍。解放后,这里成为公安部信访接待站和公安部宿舍。
北京城胡同多如牛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何选址在东堂子胡同?据清宫档案记载,一是考虑到总理衙门为重要机密部门,为了保障军机官吏往返于朝廷和总理衙门之间转送机密文件的便捷。二是总理衙门分司办事,官役冗杂,对办公场地需求高,经查东堂子胡同旧有钱粮局公所,能足够满足办公需要。
蔡元培故居位于东堂子胡同75号(老门牌33号),是蔡元培先生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住所。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实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对北大进行改革,把陈腐的旧北大改造成思想活跃、蓬勃向上的现代大学,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在办学理念和文化影响力上直接辐射全国。
东堂子胡同75号院见证了蔡元培与五四运动直接联系的那段岁月,中国外交失败的屈辱与爱国运动的轰轰烈烈,点燃了胡同的荣光。在国家安危存亡的关键时期,蔡元培对学生的爱国行为给予了坚决的支持和全力保护,曾在此调动各方力量冒着危险多方营救学生。东堂子胡同75号院,不仅是蔡元培的精神后院,更是云集各路精英名流的场所,胡适、周作人、陈独秀等无数次踏入故居。
蔡元培故居现为东城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蔡元培故居复原了蔡先生当时居住的一些细节,书房内的书架椅子、书桌上的纸笔、砚台、打字机,卧室内的床、穿衣镜衣柜、藤椅,衣架上挂着的大褂,毛巾架上的白毛巾等。
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的故居,是一座三层红砖别墅,开有老虎窗的“孟萨屋顶”具有典型的法国浪漫主义建筑风格,设计者是清末留法建筑设计师华南圭。
伍连德是南洋华侨,出生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10年底,东北鼠疫肆虐,死伤数万,伍连德医生不到4个月就组织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特大流行鼠疫。在这场抗击鼠疫的战斗中,伍连德创造了一系列奇迹:实施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例病理解剖,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他设计了“伍氏口罩”,让中国人第一次用口罩预防传染病;他第一次提出遗体火化,有效控制疫情的同时改变了国人对遗体安置的观念。之后,伍连德又组织扑灭了1919年、1920年、1926年、1932年在东北、上海等地暴发的肺鼠疫和霍乱。
1911年,伍连德主持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在他的推动下,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的主权。他还先后在全国各地创建了二十多所医院和医学院,包括哈尔滨医科大学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北京中央医院,并参与了北京协和医院的建设。他创立的东北防疫总处成为国际知名防疫科研机构,二十年间不仅承担了东北防疫任务,而且培养出一代防疫精英。
位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西侧的东堂子胡同51号院(旧时门牌21号)是著名文学家沈从文先生的故居。从1953年至1980年,沈从文先生在这里生活了27年。当时的51号院是个两进的四合院,有20多间房,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宿舍。作为历史博物馆员工的沈从文分得的是里院靠东头的北房三间。金岳霖、巴金、李健吾、朱光潜、曹禺和卞之琳常来此处探望沈从文。
被誉为“中国社科界百年来最杰出的三大经典学术成果”之一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在东堂子胡同51号初步完成的。
小石虎胡同
小石虎胡同位于西城区西单北大街东侧,东起横二条,西至西单北大街,明清均称石虎胡同,因巷内一古刹门前有石虎得名。1965年整顿地名时更名为小石虎胡同。
明末东阁大学士、宰相周延儒的府第在胡同内,清初成为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府邸,因清皇太极十四女恪纯公主下嫁吴应熊,故俗称“驸马府”。
小石虎胡同33号也是曹雪芹曾经撰写《红楼梦》的地方。乾隆十年至十九年(1745—1754),曹雪芹在右翼宗学当差,与宗学学生敦敏、敦诚兄弟结识,并成为好友。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构思《红楼梦》。
小石虎胡同还有文人徐志摩的踪迹。1918年,徐志摩离京,赴美留学,1922年底,徐志摩回到北京,来到石虎胡同7号好春轩居住,出任松坡图书馆第二馆的英文干事。1924年春,徐志摩和胡适、闻一多、梁实秋在小石虎胡同33号院创办了新文化运动的标志社团——新月社。他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留下了广为流传的《石虎胡同七号》。
国立蒙藏学校旧址位于西城区小石虎胡同33号,最早为明朝初年的常州会馆,清朝末年该地被称为“毓公府”。1913 年,中华民国蒙藏院在此开办国立蒙藏学校,占地面积11880 ㎡,其中古建筑面积 3200 ㎡。
1923 年秋,李大钊陆续派邓中夏、赵世炎等人到蒙藏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工作,吸收部分学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从 1924 年下半年开始,蒙藏学校中的蒙古族革命青年乌兰夫等人陆续转为中共党员,并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少数民族支部——中共蒙藏学校支部。国立蒙藏学校成为蒙古族第一代共产党人的诞生地,被称为内蒙古革命的摇篮。
2006 年,国立蒙藏学校旧址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