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城市建置与分布情况、城池形状与规模、城市格局与功能布局等视角，阐析京杭大运河沿运的17个京畿地区州县级城市的营城思想，旨在分析作为世界遗产大运河“系列遗产”的沿运城市，其受大运河发展影响所展现的营建特色与价值内涵。
城池规模体现传统营城思想
中国运河历史悠久,但在运河沿线形成一批规模化、功能化的城市，却只有明清时期，主要原因是明清时期人口剧增，商品经济发展，京杭大运河作为联系全国经济的交通大动脉，其沿线城市大量涌现并得到迅速发展。京杭大运河在京畿地区的主河道涉及通惠河、北运河及河北省境内的南运河，全长约933.3公里，涉及州县级城市共17处。这些城市虽形成年代不一，但因当时漕运管理需求或自身区位优势，均在明朝发展成州县级别的城市，并呈现规律性和作为大运河北端、连接京师的漕运城市的特殊性。
据县志载，这些城市在明以前或无城，或不可查，但均有明朝多次重修、增葺的记录。目前留存的城址以明清遗址居多。重修、增葺时间多集中在明中后期，以将土城墙包筑成砖墙、增高城墙、加建女墙、开挖护城河、增设城门楼等为主要修筑内容，一方面与明代烧砖技术提高有关，砖墙抗压、防水及吸水能力提升，为加固、增高墙体提供条件，并能有效抵御河水侵袭。另一方面则因明中后期匪患日渐猖獗，加固砖墙以增强城池防御性。
从空间分布上看，北京地区城市间距设置较近，均在11公里至26公里，表明为满足京师各项物资运输及其管理需求，设置承担多种职能的城市。而河北地区大运河沿运城市间距设置更平均，多在33公里左右，侧面证明城市设置是系统规划的结果。
中国古代城市规模通常与其行政级别有关，同级城市，又与其功能相关。通县城池规模最大，体现其作为大运河北端漕运枢纽、京城物资转运中心的重要战略地位。武清县、沧州规模次之，体现出作为大运河沿线集散中心、漕运枢纽的重要性。其他城市规模多在3里至6里之间，规模稍大的城市一般是商贸重地或兼具仓储、分水或汇水枢纽、码头等多重功能；规模稍小的城市则功能单一，多为屯兵、防御、码头等。
城市格局体现城市特色
中国古代建城选址择高地而近水，一方面，与省、府类城市相比，除通县、沧州、武清县外，这些州县级城市都属小城。按照古制，小城各面城墙都开一个门，呈十字大街，个别将县治所等重要建筑置临北城墙，呈丁字形大街，城外多有护城河，或借助水利工程将大运河水资源引入城内，城门外通常设桥梁。另一方面，不比南方自然水系发达，北方运河多依靠人工挖凿而成，“三弯抵一闸”的河道设计，闸坝、险工等水利工事设计，均体现出南、北方大运河系统的差异性。反映到这些城市建设上，便是在城内角设置各种功能性水池。
这些水池的产生，一是因为运河沿线多为平原，在城内角取土，掘土垫基产生土坑。二是受自然条件限制，北方运河更需加强水源调配能力，故将城内取土掘坑改为蓄水池，此外水池还兼具理水游憩、防护、交通、降温等功能。如通县西海子即为建燃灯塔掘土垫基所挖，后在承担蓄水功能的基础上，还与燃灯塔共呈盛景。另据记载，固安县、永清县、青县等军事屯兵为主的城市，其城内水池硕大，具有防御功能。
功能布局延续礼制思想
受礼制思想影响，中国古代城市通常在功能布局上具有规律性。作为古代第一个比较全面实施礼制城市建设的曹魏邺城，开创了布局严整、功能分区明确的里坊制城市格局。京杭大运河沿运城市在功能布局上也大多继承了传统礼制思想中功能分区明确、轴线布局的手法，同时因其临近运河的特殊性，在公署、仓、驿站等功能性建筑以及礼制建筑的分布上也呈现出特殊性。
在京畿地区大运河沿运的17个城市中，50%的公署建筑分布于城内西北，仓、驿站等类型建筑也多临近公署分布，展现出功能集中分布的空间布局规律。
自古以来，统治阶级对粮食储备颇为重视，京杭大运河的核心功能就是漕粮运输，其沿运城市广泛分布着各类漕仓。据统计，在17个京畿沿运城市中,除通州的西仓、南仓、中仓属于京通仓，等级最高，其余均为地方仓储，且常平仓数量最多，这与明代鼓励为百姓设置常平仓政策密不可分。此外，这些城市也多设有驿传设施，承担着邮驿运输、商业性运输功能。
礼制建筑是以天地、鬼神为崇拜核心而设立的祭祀性建筑。《考工记》有“左祖右社”的布局原则，《明史》中有社稷坛设在城西北、风云雷雨师在城西南的制度规定。据统计，这17座沿运城市中，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等分布在城郊，且大多承袭“左祖右社”的布局，但也存在如东光县不符合“左祖右社”之制的城市，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地方灵活性。
由于治理运河、运输漕粮的现实需求，以及祈求风调雨顺、避免水旱灾害的精神需要，与水神信仰有关的建筑在城内外兴盛起来。数量最多的是祈雨镇水的龙王庙，其次为供奉水神的真武庙。另因静海县临近天津，受海运文化影响，通州作为重要的漕运枢纽，受南北文化传播影响，这两座城市内建有供奉妈祖的庙宇。
（作者张曼 张尧鑫，张曼系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张尧鑫系北京建筑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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