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佟欣
春天是读好书的时候,不妨从梁鸿的新书《梁庄十年》开始。这是学者梁鸿以家乡河南南阳穰县梁庄为母本的非虚构纪实文学“梁庄系列”的第三本,是纪实文学领域的又一本佳作。
纪实文学在上世纪由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推至巅峰,陈景润成为当时最具知名度的科学家,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符号。
笔者读大学时,廉思教授团队所编著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热度颇高,严格地说,此书的意义不在于揭示、解决问题,亦不在于珍贵数据的汇集整理,而是将大学广泛扩招后一部分大学毕业生中的真实处境直观展示,为不少在校生上了来自社会的真实一课。
此后,诸如袁凌的《寂静的孩子》《青苔不会消失》;季栋梁的《上庄记》;王小妮的《上课记》系列;艾苓发表于读库杂志的“学生”系列等非虚构纪实文学佳作频出,一时间百花齐放异彩纷呈。
但笔者最喜欢的还是梁鸿的“梁庄系列”,《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乃至纯粹的虚构文学《梁光正的光》一路读来,梁鸿将满腔亲情、乡愁、人文关怀精神与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责任感悉数倾注笔端,贡献出了极有价值的文字。梁庄世界如整个中国的缩影,中国当下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小小梁庄中得以体现,而百姓的态度,也有了最田野、最原生态的回馈。
■ 留下的孩子
如今的村庄,与古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大有不同,村人为谋生,足迹踏遍天涯海角。据梁鸿统计:在将近三十年中,梁庄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西边最远到新疆的阿克苏、阿勒泰,西南到西藏的日喀则、云南曲靖、邻越南边界的一些城市,南边到广州、深圳等地,北边到内蒙古锡林浩特。国外最远有到西班牙打工的。他们在城市待的时间最长的有将近三十年,最短的才刚刚踏上漂泊之程。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蒸蒸日上的今时今日,农村空心化已成为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青壮年基本悉数在外,留守乡村的是俗称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即为妇女、儿童与老人。在梁庄,更不乏妇女在外务工,五六十岁还能劳作的老人在外务工的情况。
由此引申出的“留守儿童”、“民工子女教育”以及“留守老人”问题,在当今也仍是非常有存在感的重要社会话题。
青壮尽去的村庄,照顾孙辈的只有老人,受限体力,老人们常顾此失彼,五奶奶十一岁的孙子洗野澡时淹死在了河里,纵使老人“疯一样地往河里跑,她的腿发软,她浑身冒汗,她的手上、腿上都是刺”,小小生命再也回不来了。孩子的父母在青岛打工,又生下孩子后,与老板奋力争取,甚至以夫妻辞职相威胁,才让孩子留在青岛自己身边读书,“这恁大的厂区,估计至少有两千对夫妻吧,只有阳阳一个孩子在这儿跟着俺俩上学。2000比1。”那,另外的1999对夫妻,他们的孩子呢?
■“回不去的故乡”
梁庄已算生命力强悍,犹自有稳定的居民居住,行政区划得以保留。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也有诸多行政村乡被尘封入了历史,就此与记忆共存。
新中国成立后,原本以村、以家族为集聚点的向心力基本消失。随着时代的发展,“漂文化”更是成为了时代主流,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疏离感十足的大城市,回望故乡时也显得越来越陌生。
而离乡之人,无论家乡在与不在,对家乡似乎并无许多眷恋,在梁鸿眼中,甚至存在隔膜。有些家庭整体离开村庄,多年不回村庄,至多春节回来上坟烧纸,根本不作停留。只能猜测谁会有他们的联系方式,但这些电话非常难找。有些家庭在村庄的人缘不好,出去打工几乎不与村庄联系,村里出去打工的人也不会找他们帮忙,久而久之,大家也就遗忘了他们。有的在外打工多年,会忽然回来,起一座“豪宅”,接儿媳,在家过一个春节,然后,又从梁庄消失,继续在外打工。如今诸多乡镇村庄,有着众多与环境似格格不入的二三层崭新小楼,小楼多而人烟稀少。
■ 梁庄的“她们”
梁鸿笔下另一个隐而不发的重点,则来自乡村女权。这也是《梁庄十年》与先前两本最大的不同之处。前两本目光在于乡村老者、乡村政治、乡村问题与务工者心态,而在这本书中,梁鸿儿时闺中密友出现在读者面前,用她们各自的生活经历与磨难实录向我们揭示在家暴、偏见、歧视、流言与父权体制下挣扎的部分农村女性群体生活状况。
她们艰苦朴素地度过了一生,却连名字都不为村人所知,甚至自己回忆名字都会有陌生感和羞涩感。她们一生都被唤做某某奶奶、某某嫂子、某某媳妇、某某妈……唯独不是她们自己。
梁鸿也颇为震动,她一贯自认是有着自觉意识的女性,并在女性主义思潮兴盛之时接受高等教育,却始终以最传统的思维实用语言,在《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中,提到女性人物多以“二嫂”、“虎子老婆”之名表述。她还不无尴尬地发现,自己并不知道五奶奶的名字。
好在现在我们都记住了,这位来自梁庄的五奶奶,名字叫做王仙芝。
梁鸿的发小儿,一个叫做梁燕的女生,因为漂亮,从小学就开始被人追求。这些近乎疯狂的追逐者让燕子无法安心读书,内心恐惧但找不到任何人求助,乡村反有她招蜂引蝶的流言,即使在多年以后,提起她时还有很多人秉持一以贯之的暧昧而略带鄙夷的态度。用燕子自己的话说,“我的生活都被别人毁了”。她满心不甘,拼命干活挣钱,结婚安家,而那些她经受过的伤害,就这样不了了之,没有人觉得需要对燕子存在歉疚。
梁鸿的另一个发小儿春静,命运则更为悲凉。在外人眼中,嫁给了乡党委书记的她“嫁得好”、“攀了高枝”,殊不知她丈夫严重酗酒,没有谋生能力,全靠她辛苦操持挣钱养家,偏生她丈夫还有酒后家暴的毛病,“打得厉害时他妈都急得给他下跪”、“刑都用尽了,实在没法讲”。
被打成这样的春静并没有选择离婚,因为“有感情的成分,离不掉也是真的”,顾虑婆家娘家的名声面子,考虑到已经有了孩子……这样的婚姻持续了十九年,直到春静的丈夫因酗酒而死。
本书多次提及一句俗语“八十岁老太盼娘家”,因为娘家过得好才有人给自己出气,才有靠山,这也是乡村女性在遭遇痛苦与磨难时唯一可以希冀支持的地方。只可惜,在父权与夫权盛行的农村,娘家更多只能给予精神上的慰藉,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梁鸿所采访的几位“闺蜜”无一不是毫不思量立刻将毕生苦楚倾囊而出,只因为“也得有个法申冤不是?”
被打得已经略微迟钝,脸庞全无光彩的春静选择了信佛,想来民间宗教盛行,女性信徒众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也是受苦的女性们实在需要一个希望,哪怕希望在未必存在的来世或天国。
■ 长辈是最后的纽带
梁鸿笔下的“梁庄”非虚构系列已有三本书,时间跨度超过十年,能见到人生百态,能见到人生无常,比如生离死别。
福伯一家在系列书中有着很强的存在感。在《出梁庄记》一书中,福伯的母亲,99岁老寿星去世了,而在本书中,85岁的福伯也走了。
福伯发现自己癌症晚期时正值春节前夕,害怕影响孩子工作的他对儿孙只字不提,待到他们返乡过年,才发现福伯已形销骨立。过了正月十五,福伯已经卧床不起,来日无多,但却没有咽气。
日子慢慢过去,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呆不住了,他们如果不赶紧回到打工城市去,工作就要没了,家庭爆发了争执。这争执声也许被福伯听到了吧,他就此拒绝进食,哪怕通过胃管把食物打入胃里,他也会努力吐出来,几日之后,福伯走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乡村老者对自己儿女最后的体谅。
父母是维系儿女在家乡最后的纽带,当他们离开,家乡或许就此成为一个遥远的符号。从此,福伯的四子二女,只怕也会加入鲜少还乡,在家乡少有停留那些人的行列了。
一个人去世的过程,也是一个村庄去世的一部分。
梁鸿用记载多名个体生活的方式为梁庄立传,而梁庄又是无数村庄的缩影,文字兼具流逝的时间性和永恒的真实性,包含了对当代中国的细节描述与真实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