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静的胡同，庄严的白塔，空灵的鸽哨在风中划过……这是许多人对于老北京最美好的记忆与遐想。妙应寺（俗称白塔寺）坐落于阜成门内大街，巍然屹立的大白塔映衬着现代都会的高楼大厦，成了北京城今古交织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白塔里面还藏着一座塔
“作为元代开国、北京定都的标志性工程，1279年农历十月廿五大圣寿万安寺白塔落成，至今正好736年。今天是白塔的生日！”2015年12月6日，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白塔寺管理处宣布，长达2年7个月的妙应寺白塔修缮工程竣工。
北京有两座赫赫有名的白塔，北海琼华岛上的是“小白塔”，兴建于清顺治八年；妙应寺白塔是“大白塔”，也是元大都城保存至今唯一完整的文化遗迹。大白塔在修缮前，频繁发生抹灰脱落、砌体开裂等问题，对观众和周边居民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自2010年底起，白塔寺管理处对白塔加装了临时围挡，而白塔修缮的准备工作也是从此时开始。熊炜带领北京建筑大学校属企业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团队，开始介入白塔保存状况的勘察工作。
在勘察过程中，设计团队有了许多令人意外的发现，比如大白塔有着奇特的内部结构——在白塔“塔肚”表层城砖砌体之内，还有一个“塔芯”。这内层的塔状结构也是用砖构造的，而在里外两层砖面之间，并没有设“丁砖”拉接，甚至还有一道宽3厘米左右的缝隙。
“如果是一次性盖出来的建筑，就算有两层‘皮’，一般情况下也会很注意里外拉接，不会出现这样的缝隙。”除此之外，里外两座砖塔在砖的材质、尺寸，乃至砌法上都迥然相异。与表皮规整的大城砖不同，内层塔芯是由小砖糙砌而成。
白塔的内层还有一座“塔”，这说明什么呢？熊炜说，这里面的结构可能属于更早期的建筑。内塔芯上下设有两道铁箍，再以“铁拉扯”将外层砖与内塔铁箍拉接。显然，这一做法是为了增强“新皮”与“旧骨”之间的拉结。而在外层塔面，自上而下还设有七道铁箍。关于白塔外塔面的铁箍，过去一直有着这样的传说：明朝时期，北京城发生了地震，地震过后，白塔寺的大白塔出现了好几条大裂缝，而铁箍是用来固定这些裂缝的。通过勘察，设计团队没有发现传说中的大裂缝，但这些铁箍确实增加了塔的抗震性能。
随着勘察的深入，设计团队又有了更多新发现，“除了塔身构造上的奇特之处外，塔身砖表面也至少存在两种以上的做法。如白塔的‘十三天’须弥座上仍保留着早期砖雕和素白灰抹面的痕迹，而塔座遗存的柏木筋经碳14检测则可能为清中期遗物。”
基于这些发现，熊炜提出一个猜测：如今我们看到的白塔的外形，有可能不是元代初建时白塔的样子。而这依然只是个假设，答案仍是开放性的：起初的白塔到底是不是如今白塔砖层内套的那座塔，结论仍有待考证。
白塔并非一直身着“白衣”
2013年5月，白塔修缮工程被列入了北京市文物局中长期修缮项目并正式动工。而妙应寺白塔上一次大修，还要追溯到距此35年前的1978年。
大白塔通高51.38米，借鉴了尼泊尔特有的覆钵式喇嘛塔的造型。在700多年前的城市里，它可以称得上是“庞然大物”。为期3年的变形监测数据显示，大白塔主体结构基本稳定，维修工程主要针对塔身表面残损展开。在近3年的修缮过程中，大白塔经历了晾晒、补砖、抹灰等过程。
“为降低砌体含水率，增加抹灰附着力，塔身晾晒持续了1年多。”白塔项目修缮设计的主要成员张慰祖介绍，大白塔原塔身覆钵（塔肚）表面砖破损率较大，最终塔砖剔补范围约占表面积的近80%，添配新砖约1万块。
修缮采用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的传统做法，以不改变文物历史原状为原则，真实、全面地保存并延续白塔的历史信息。“
填配的新砖都是用传统材料，按传统工艺烧制，并与旧砖物理性能相近。”张慰祖说。此外，塔面的抹灰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的白麻刀灰，“加了麻的白灰能有效缓解墙面开裂程度。”抹灰的方式也是最传统的：在覆钵表面，横竖每间隔40厘米至50厘米将竹钉敲入砖缝，用来固定马鬃状的“麻揪”，墙灰上下两层涂抹在伸展的“麻揪”上，将塔面结结实实地全覆盖。
白塔之所以通体洁白，与这原汁原味的白色麻刀灰不无关系。不过，在漫长的时光里，它是不是一直身披白衣，却不能通过现状来判断。
这时，老照片作为历史的“证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白塔修缮的过程中，熊炜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到了上百张有价值的白塔寺老照片，通过老照片对白塔的历史变化进行了研究。
这些老照片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也就是清同治末年到光绪初年。此后的百余年间，作为北京地标性建筑之一的大白塔屡屡成为中外专家、古建爱好者拍摄的“模特”。“这100多年，大白塔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地方最薄弱、最容易出现损坏？这些都可以通过仔细阅读老照片找到修缮过程中最具说服力的依据。”
根据历史档案文献记载，妙应寺的这座塔在明万历年间之后始终被记录为“白塔”。但查阅老照片后，熊炜发现，大白塔并非一直身着“白衣”。自清乾隆、嘉庆年间大修后，塔面抹灰日渐剥落，至1870年前后，抹灰已所剩无几。一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大白塔成了一座朴素的，甚至有些破败的砖塔。
“我们猜想，早期白塔塔身可能遍布砖雕，而表面只是抹了一层薄薄的白灰或者白灰浆，这种做法在辽、金、元代砖石塔中非常流行。后期，随着塔砖表面的破损，砖雕逐渐斑驳消失，抹灰层越来越厚。”熊炜说。而这依旧只是一种假设，准确的答案仍有待更深入的探索。
老照片破解彩画“风格之谜”
2019年6月，白塔寺再度启动文物修缮工程，暂停开放。而这次大规模修缮，则主要针对白塔寺中路文物建筑。
白塔寺中路文物建筑主要包括大白塔前的四处佛殿。2016年的夏季，北京地区持续降雨，白塔寺“二殿”大觉宝殿、“三殿”七佛宝殿、“四殿”具六神通殿都发生了渗漏，严重影响内檐彩画和展厅文物的安全。因此，这次白塔寺的修缮，主要集中在中路文物古建筑修缮和彩画保护上。
“白塔寺中路文物建筑最近一次‘大修’还是在1978年至1979年，至今已经40多年了，屋面确实需要进行重新检修。”熊炜介绍。
修缮全过程继续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最低限度干预及最大程度保护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保留文物建筑的历史信息，并依据历史资料恢复原有建筑形制。工程对大觉宝殿和七佛宝殿存在的大木构架歪闪变形、榫卯脱榫、斗拱倾斜等进行了科学处理和保护。
在屋顶修缮过程中，施工人员将屋面的上万片瓦全部揭下来，再修整内部的木结构。为了还原时准确复位，屋脊上的重要瓦件都被编号记录。当时在白塔寺最大的“三殿”七佛宝殿前坡上，整齐码放着从这座建筑屋顶拆下来的“小山”一般的瓦片。其中，板瓦19800片，筒瓦3960块。而在重要的瓦件如正吻、小跑、陡板、砖雕上，都有工作人员书写的编号。在铺瓦时，再按照编号的记录位置将这些重要瓦件安装回去。除此之外，这座建筑还补配了新瓦8000余片。
“其实，在修缮时，我们会尽力让保存着历史信息的木构件继续‘服役’。”曾参与七佛宝殿修缮设计的安一冉举了个例子，在修缮佛殿斗拱的过程中，一根挑檐檩发生了严重的变形。安一冉打开一张修缮时拍摄的资料图给记者展示，这根挑檐檩本该与工作人员拉起的辅助参考线平行，但二者之间出现了一个极不和谐的大弧度。“如果再不干预的话，这根挑檐檩会继续变形，导致整个屋檐前倾，甚至屋面倾覆，给古建筑本体造成险情的同时，也可能威胁游客安全。”
怎样在最大程度保留历史信息的原则下进行补救，将隐患“扼杀在摇篮之中”呢？依据修缮设计方案，在修缮的过程中，并没有对建筑构件进行更换，而是将变形的挑檐檩用两个铁箍拉接，把它“往回拽”，从而解除了安全隐患。
“古建筑的修缮有时很难做到构件功能、位置的完全复原，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及时止损，阻止或者延缓变形进一步发展。”安一冉说。
在彩画修缮的过程中，熊炜收集到的老照片又起了大作用。
白塔寺历经元、明、清三朝，其间几经大修，现存庙宇中，只有“四殿”具六神通殿内檐保留了清中期彩画遗迹。
本次工程拟将妙应寺中路四座主要建筑上残损严重的外檐彩画重绘，但其他彩画到底要按哪个朝代、什么样式做？是按照上世纪80年代修缮时的样式来做，还是按具有特定价值的某个历史时期的样式来做呢？这是个问题。
文物保护工作的两大关键词，一个是“价值”，另一个是“依据”。
借助多张1900年至1949年间的老照片，设计团队与专家一同分析，辨认出大觉宝殿和七佛宝殿的内檐彩画与具六神通殿的内檐彩画基本一致——都是一种带有褪晕效果的清中期风格的旋子彩画。据此，四座主要建筑的外檐彩画有了相对可靠的时代、形制和做法依据。
随后负责彩画修缮的工作人员将具六神通殿内檐清中期彩画原迹拓印了下来，做成了“谱子”。“有点儿像绣花的‘花样子’，‘谱子’也可以理解为古建彩画的‘花样子’。”制作“谱子”既是对建筑物本身特征的一种记录，也给以后的彩画修复留下了“模范”。
就这样，遗失彩画的“风格之谜”，被设计团队和专家们对照着老照片破解了。如今，当人们再度走进白塔寺，在庙宇外檐看到的，就是这种通过严密规程修缮过的彩画。
庙宇梁架上发现建造者题记
白塔寺山门门楣上“敕赐妙应禅林”六个字，彰显着这座寺院与皇家的关系。根据记载，1279年，白塔竣工后，忽必烈命人以塔为中心，营造了大圣寿万安寺。而这座寺院于元至正二十八年毁于雷火，唯塔幸存。明代天顺元年重建寺院，主体建筑按中轴线分布，东西对称，塔在最北。之后清康熙、乾隆两朝都曾斥巨资进行大修。
王朝更迭中，这座寺院的身世也在跌宕浮沉。而如今矗立在人们眼前的壮丽庙宇和错落楼阁，又是哪朝哪代修建的呢？
“此前，大家普遍认为妙应寺中路主要建筑是清代重建，而在本次修缮过程中，我们找到了它是明代建造的明确纪年证据。”熊炜说。原来，在修缮七佛宝殿时，工作人员在明间顶部的脊部木构件表面发现了此前未曾被记录的彩画。
“明间”是古建筑中轴线两侧檐柱围合的空间，明间脊部木构件由脊檩、脊垫板、脊枋三部分组成，是整个古建筑的“至高”部分。当工作人员钻进七佛宝殿明间屋顶，意外地发现在脊垫板和脊枋表面残留着彩画遗迹：隐约可见一个半圆形图案，其形制用行话叫“反褡包袱”。
脊枋中部的彩画绘的是一对行龙，这对“猪鼻”龙的龙发上竖，龙身纤细而有力。这与清代以来渐显“富态”的龙，在形态上有很大差别。“它看上去很有动感，也更‘精神’一些，具有典型的明代龙纹特点。”熊炜觉得。龙纹旁边的旋花也呈现出构图饱满、层次丰富、用金量大的特点，也远华丽于清代的风格。
更加直接的“证据”被发现较好地保存在七佛宝殿明间脊枋的底面。这座建筑的建造者，在建筑建造时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脊枋的底面“大明弘治乙丑年孟冬辛未吉时前总镇两广司设监王敬盖造”的题记清晰可辨。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是明弘治乙丑年十一月十五日，由司设监太监王敬在卸任两广总镇一职后建造的。此时，弘治皇帝已经驾崩五个月了。”熊炜解释。弘治乙丑年即弘治十八年，也就是公历1505年。
这座建筑落成距今也已有516年之久了。如今，742岁的白塔与516岁的庙宇再度神采奕奕地回到人们的视线。当人们惊诧和震撼于那错落繁丽的飞檐翘角与巍峨静默的塔影雄姿时，设计团队的每个人感到了由衷的欣慰。
“让这些沉默矗立在时光长河中的文化瑰宝‘活起来’，再现并‘讲述’尘封的历史，继续接纳着人们关于美的慨叹，这应该就是我们‘文保人’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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