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里长途，青春与国家的交辉

“七七事变”后，日寇全面侵略中国，多所国内高校纷纷内迁，在烽烟大地上谱写了一曲曲“万里长征、笳吹弦诵”的乐章。西南联大自然是其中最有名的一所。

1938年，两所资深艺术类院校——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都迁往湖南沅陵，在这里奉令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立艺专）。当年冬天，随着战事吃紧，又继续向大后方的昆明内迁。这时节，有几个同学“突发奇想”，决定弃车徒步前往，用脚步丈量千里河山，沿途用艺术宣传抗日。发起人里，就有日后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著名民族学专家、艺术史学家李霖灿。

李霖灿生于1913年，在杭州艺专学西洋画，1938年正是他的毕业之年。这趟徒步之旅分为两部分，先是12月从沅陵抵贵阳，共7人，再是次年2月从贵阳启程至昆明，共3人。李霖灿参与了全程，一路记绘沿途所见，惜前一段记录遗失，而后一段与李长白、夏明的三人行历，他根据留存日记写成文章刊于《大公报》上，过后和他组织“边疆艺术考察团”深入滇西北时所写的几篇文章一起汇成一册小书《黔滇道上》，于1940年出版。

时隔80年，李霖灿先生早已作古，有赖哲嗣李在中的努力，将此书重新整理，由北京出版社再版。新版中，补入李霖灿当年作为写作素材的行路日记及数篇集外文，与成书《黔滇道上》两相映照，更富文体之趣，亦捡拾起那些当初未能剪裁入集，却性灵一瞬、现场感鲜明的吉光片羽。而今重读，虽世殊时异，狼烟不再，但青春朝气与书生意气却常在常新，让人仍能借由那双年轻的眼睛，看到这片土地上无法被战争摧毁的永恒山川与永恒精神。

对当年李霖灿这些身强力健的青年学生来说，踏上奇险未知的旅程，看起来是小团体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临时决定，但回归历史时空，其背后呼应着某种现实的诉求——云贵高原，有道是“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这片辽远、崎岖、陌生乃至神秘的国土，却因为持久战争的关系，突然成为支撑全国抗战的大后方，关系着四万万同胞生存发展的命脉。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授、与李霖灿交缘颇深的沈从文在为该书初版所作序言中，开篇即明言，“三年来，战事摧毁了我国东南沿海若干城市，却促进了西南数省的发展繁荣。川康黔滇四省，无时见不出进步与朝气，若干国立大学和几万学生向内迁移，在黔滇两省将来的影响，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他接下来还列举了钱能欣、陈碧笙、曾昭抡、萧乾等人的西南考察行记类作品，显然，也将李霖灿的黔滇书写纳入其中，构成一个有战时国情特色的文体系列。李霖灿自己也确乎是在实践中渐渐自觉形成了这一使命感。行至贵州盘县，他在和偶遇的艺专老师李朴园夜谈时，明确意识到西南正如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这是一个新的园地，有着无穷的宝藏”“我们也要把西南开发成我们最大的仓库”。他决定从文化方面入手，在这里“开辟一片新园地”。

因此，在《黔滇之行》中，我们除了能看到关于沿途风景的描绘、人情的速写、逸闻的掇拾，还能看到不少属于考察性质的内容，涉及资源、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比如他们原以为贵州为贫瘠之地，行路中却发现这里有丰富的矿藏，农业和工业也在恢复发展中，还初步考察了苗夷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甚至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言，指出未来西南开发可从何处着眼和改进。虽因行路匆匆，又是年轻学生，难免浮光掠影，但字里行间流露出青年知识分子为国计议的赤忱之心。种种不同主题、文体的汇入，使得这部小书呈现出杂糅多元的特点，非“游记”所能一言概之，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份“凌乱”所映射的，正是战时中国本身兼具破坏与建设、目下与长远、变动与永恒的某种参差性，以及一个虽未成熟却敏锐的艺术青年，为热情所鼓舞的观照大时代全景的宽广维度。

学校内迁本是一场被迫的流徙，李霖灿们从轰炸未定的贵阳启程时，“从给火烧焦了的断墙残垣中的瓦砾上走过”，目睹种种生灵涂炭民生多艰，一路又兼饥渴、劳顿、匪乱、险境，但怀着一种与青春、国家相结合的信念，未知的长途依然洋溢着乐观的精神，且在行程将尽时愈发昂扬。在云南长坡的铁路修筑工地，他看到“满是像蚂蚁的人”“铁锤的声音震得全长坡都在动”。他不禁感慨：“你应该看这广大的人群，这是不可征服的力量！你应该来看看这条长长的路基，它会给你一种自信！每一下的铁锤声，都是打在敌人的心脏上，胜利将属于我们。”这“中国必胜”的心声，不是坐在书斋中凭空想来的，而是在他真正贴近大地、看到坚韧朴素的人民之后所迸发出来的。从沅陵到昆明的一路，也是从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的一路。

三千里长途中的种种发现和决定，改变了李霖灿后来人生的走向，促使他从一个单纯的青年画家转变为艺术研究学者。到昆明后，他和一些艺专同道们成立了高原文艺社，沈从文在主持他们与西南联大高原社结合时谈到，士大夫阶层一向都知道老百姓缺少的是什么，却不知道他们“丰富”的是什么。这正与李霖灿徒步入滇拓展来的经验不谋而合。在沈从文及甲骨文专家董作宾的启发下，早已嘉许其徒步壮举的艺专校长滕固，拨专款派李霖灿进一步深入云南边境，考察边疆艺术。由此，他半生和玉龙雪山、纳西象形文字结缘，从民间寻找“丰富”，从远僻边地挖掘文化宝藏，真正成为他立志开辟的“新园地”。这就有了书中其他一些篇章的内容，有侧重民俗的《贵州的苗民》《丽江随笔》《古宗艺术之初步考察》《中甸十记》等，也有侧重风景的《洗马塘》《大理清碧溪》等。据李在中说明，这些都属于边疆艺术考察报告的一部分。沈从文还以李霖灿和他的两个艺专同学李晨岚、夏明为原型，写了一部富于自然哲思的小说《虹桥》（未完成），很多内容参考了他们从雪山脚下源源不断发来的素材。

读李霖灿对边疆尤其雪山风光的描写，令人想起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所述的真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流亡虽不幸，却也正因流亡，才让原先在旖旎江南西湖畔求学的李霖灿有缘深入这险远之地，见此等非常之观。他的文字本就清丽自在，写风景更用上了专业画家的眼睛，对光线、色彩的捕捉极为敏感细腻，写文如构图，在人们眼前展开一张印象派的绘画来。如在苍山绝顶、人迹罕至的洗马塘：“站在石室的边上看，松杉一群一群都爬上北面的峻岩绝顶，松色格外青翠，石壁亦格外青翠，格外苍润，似乎在外面都可以看出一条条像山水墨痕的黑白纹理，白云在绿树苍石间疾飞而过……”附以数幅所绘之图，顿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感。

所谓“国破山河在”，这些挺立在中国大地上的山山水水，峻伟而默然。李霖灿写它们的文字，超然而不物外。徒步黔滇时，他随身携带一册《徐霞客游记》，一路沿这位明代侠人的足迹行进（从他所绘路线图看，二者大体重合）。徐霞客在这里不仅是一种指引，俨然是一个象征：三百多年里，世事变迁，兵燹频仍，但山川万古，精神源远。不变的还有那些世代扎根此处边地的人民，在李霖灿的考察记述中，无论是汉人、苗人，还是纳西人、古宗人（滇西北藏族），都依然按照固有的传统方式生活着，不因外界有何改变，是战争在中国尚未触及的最后一群人。借用沈从文的概念，这些山水与人，都是大时代之“变”中的“常”，当大半国土为战火所焚、人民流离失所时，正是在这“常”里面，保存着支撑中国的精神。

李霖灿的艺专学弟吴冠中，曾在《出了象牙之塔》一文中提到这几位学长的事迹，称道他们是“艺术宫里青年学生深入生活的先锋”。据李在中的附笔，即便后来父亲和几位同仁天各一方，但到他们暮年聚首时，提起这段热血共患难的经历依然感怀难忘。那一段长途，是青春与国家、艺术与人间难得的交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