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扣长城东段近日开启修缮工作。说起长城修缮，上世纪80年代曾有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集资修长城活动。由北京日报社等单位发起的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在当时成为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影响最大的一次社会集资活动。
修长城为何要向社会“求”赞助
1984年7月5日和6日，《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分别在1版刊登了一则消息——为了保护历史文物，加速修复长城重点地段，举办“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
为什么修长城需要社会赞助？这就需要了解当时北京地区的长城状况了。
从清代中叶以来，长城逐渐失修，许多地方变为废墟。新中国成立后，对长城的保护工作非常重视，成立了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和修复。上世纪50年代，国家投资数百万元，分期补修了八达岭关城城楼和南北各四个城台，开辟为旅游胜地。上世纪80年代，国家又投资修复了八达岭长城北五、北六两个城台。同时，国家还投入巨款修复慕田峪长城。
然而，绵绵长城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靠国家拨款修复。1984年，北京地区“航空遥感综合调查”结果表明，区域内近70％的长城已成为“土堆”或只遗留下部分残壁！八达岭、慕田峪等段可以开放的地方也是屈指可数。
八达岭长城北七城台原是八达岭的第二制高点，登上它极目远望，能把八达岭全景尽收眼底。可当1984年北京市文物局工作人员登上北六城台至北七城台之间时，看到的场景却是这样的——原有上百米的城墙早已破败，连墙基都已坍塌，梯道也变成了渣石堆。北七城台已是光秃秃的土堆，垛口全部化为乌有。长城亟待修复。
北京晚报记者苏文洋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大胆提出：是不是可以采用国外常用的社会集资的方法修长城？这个想法获得了文物局和报社的支持。
北京日报社经过充分考虑，决定由报社旗下的《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北京日报郊区版》共同倡议，并邀请《经济日报》《工人日报》参加，与八达岭特区办事处联合主办这次社会赞助活动。
文化部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罗哲文评价这次活动时说， “长城是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文物之一……如果继续坏下去，以后就不好修了。我们这一代人现在修好它，并且保护好，对子孙万代都是大好事。”（1984年7月6日《北京晚报》1版，《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长城专家罗哲文谈长城修缮问题》）
邓小平、习仲勋为活动题词
当时提出这个构想还是需要勇气的。一来那时社会赞助活动还很少，特别是国家重点文物由社会集资来修复更无先例。二来国家政策是否允许？三来万一捐款的人很少，如何收场？
但是没想到，这一想法马上得到了市里和中央的支持。
1984年7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就应邀为这次活动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并对记者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个大好事。”（1984年7月6日《北京晚报》1版，《修好民族象征 激励爱国豪情》）
当年9月，邓小平同志应北京日报社之邀，也欣然为活动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苏文洋后来撰文回忆这段往事：捐款修复长城不仅是一次社会公益性质的活动，更是对全国人民的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如果能让当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同志题词，那该多有号召力啊！于是，我们立即着手找有关部门联系，把活动的有关情况写成文字附上，托人转给小平同志，但谁也没有大的把握，因为小平同志日理万机，是否有精力为此专门题词呢？没想到，只过了短短几天，从中南海传来佳音，小平同志的题词已经写好了，让马上去取。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欣喜若狂。（2004年8月20日《北京日报》9版，《邓小平与北京》）
邓小平、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大大增加了活动的影响力。
捐款修复长城热情高涨
到活动委员会办公室捐款的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上万封书信，从祖国四面八方飞来，感人的故事一个接一个。
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周庄乡孙树村的社员陈小合捐款60元，他在信中写道：“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落实后，我村经济才逐渐好转……钱不多，如果买不到一块城砖的话，那就在热天买点饮料，给战斗在修复长城工地上的工人们解渴，或在冬天买几副手套，发给工人们。”
一位15岁的中学生写来一封信：“从今天起，我1天存1角钱，到年底还有179天，可以存起17.9元。到时候，我一定凑齐20元钱。” 当年年底，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学生果然寄来了20元钱！
原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范寿康，1981年从台湾转道美国回到大陆定居。1983年2月他因心脏病逝世。由于种种原因，老人一生没有到过长城，成为终身憾事。他的家属得知将修复长城的消息后，马上以老人的名义送来了1000元，以弥补他未到长城之憾。
河北省行唐县兴华贸易公司的经理张三海，一人捐出了1万元人民币。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经常被当地人民问起“你见过长城吗？”回国后，他专门来看万里长城，结果看到的是残破不堪的情景，非常痛心。改革开放后，张三海带领两名待业青年，组成了合营小组，沿街卖货，慢慢发展成了公司。两年间他一共分红2.1万元，当得知要修长城的消息后，立马捐出了1万元。
令发起人感到意外的是，还有一些捐款来自监狱和劳改农场。河南劳改二支队薛楼中队的全体犯人捐来了200元，表示要为修复长城尽微薄之力。（1994年7月9日《北京日报》5版，《万里长城万古存》）
除了捐款外，延庆为鼓励群众归还从长城上拆走、捡拾的城砖和条石，还用新砖换取城砖。短短几天之内，仅延庆西拨子乡岔道村就归还了1500多块长城砖。
长城在中国人心中的影响力巨大。原定持续到当年年底的活动并未如期结束，活动委员会宣布，活动将长期进行下去，并不断追加修复工程。（1986年9月19日《北京日报》1版，《“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成果喜人》）
为感谢捐款的单位和个人，活动委员会还在八达岭、慕田峪分别设立了几处纪念碑。
卸下“铠甲”接纳外资赞助
用外国人的钱来修我们的长城？这在过去可能无法想象，但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很快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热情地参与了赞助活动。其中巴基斯坦政府赞助了20万元人民币，希腊船主拉第希斯全家捐款百万美元，著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等人从美国寄来了捐款。而长城，也卸下昔日“铠甲”，敞开宽广的胸怀，迎接世界各方游客。
1988年年底， 71岁的陈琼老太太站在长城烽火台上，情不自禁地哼出了《长城谣》——一首抗日战争时期的著名歌曲。就在她身后不远的八达岭下，一座由日本人投资的圆周影院正在修建。
开放，这看似寻常的两个字，一经投射到社会生活中，便立刻呈现为如此生动而具体的事实。（1988年12月25日《北京日报》1版，《长城，敞开她宽广的胸怀》）
其实早在活动提出的第一年，就有一些日本企业和个人向活动捐款。1984年11月22日，日本中日新闻社向活动委员会捐款一百万日元。《中日新闻》晚刊还在显著的位置刊登了中国正在修复万里长城的照片，并详细介绍了中国国内及国外人士积极捐款修复万里长城的情况。（1984年11月23日《北京日报》4版，《中日新闻社捐款一百万日元》）
1987年，在中日友好慕田峪长城马拉松接力赛组委会举行的招待会上，日本代表团名誉顾问笹川良一宣布：为修复长城，捐赠五百万日元。他说：“中国的万里长城不仅是中国的宝贵财产，也是世界人民的文化财宝……为了把这一世界文化财宝保存下去，我要表示微薄的力量。”（1987年4月13日《北京日报》1版，《笹川良一为修复长城捐赠五百万日元》）
慕田峪长城加速修复开放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第一期工程定为修复八达岭长城第二制高点北七城台及北六至北七城台之间的城墙。第二期工程为北八城台及七、八城台之间的城墙。1984年7月28日上午，两项修复工程同时开工，当年9月17日即宣告竣工。
社会赞助活动也加快了其它段长城修复的步伐。
1988年4月底，慕田峪长城经过修复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北京第二个长城旅游胜地。其中，“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为慕田峪第一期修缮工程捐款一百多万元。（1988年4月26日《北京日报》2版，《千树桃花万树柳》）
始于北京地区的社会赞助修复长城活动，还影响到其他省市。天津、河北、甘肃、辽宁等地也先后开展了社会赞助活动。天津市蓟县境内的黄崖关段长城、甘肃的嘉峪关等都修复开放。（1988年6月1日《北京日报》4版，《一批长城景观重现昔日风采》）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影响最大、规模最大、成效最好的社会集资活动。当时，全世界有上百家报纸、通讯社、电台对此活动做了报道。
到1994年时，活动已开展10年，全国共收到海内外修复长城赞助款6000余万元，有关部门用赞助款修复了八达岭长城北八至北十城台、慕田峪长城三座城楼、司马台长城、沿河城长城等共计14处长城重点地段。长城旅游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仅八达岭长城10年间就接待游客5000万人次，其中外宾500万人次，不仅获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更增进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1987年，万里长城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1994年9月23日《北京日报》3版，《首都各界人士隆重集会纪念 邓小平“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题词十周年》）
至今，“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影响犹在。由这项活动激发的爱国热情，无法估量。在去年的长城文化节中，延庆区在主题展览“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展区设立互动区域，并发起“长城保护，加我一个”的公益倡议。“长城是我们的骄傲，我们身为中华儿女而自豪，保护长城是我们的责任。”刚刚爬完长城的游客张涛一笔一划地在留言板上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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