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河北区中山公园

只要是天津人，估计没有不知道中山公园的。尤其是住在河北区和红桥区的老头老太太们，每天一大早就往中山路跑，为嘛？中山路菜市场卖的菜便宜呗。去是去啊但必须坐公交去，不能坐地铁，地铁那玩意儿一上去最少两块钱，太不低（省）碳（钱）……遛完菜市场再往跟前儿的中山公园坐会，拉着张娘、李婶聊聊天，看看唱戏、打牌的同龄人，这一上午就算过去了。

中山公园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的“问津园”。它是天津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座私家园林别墅，主人是盐商世家的兵部车驾郎中张霖。据《天津县新志》记载：“园内树石葱茜，亭榭疏旷，垂杨细柳，流水泛舟”，又有高凌雯《志余随笔》讲：“沽上园林之胜，张氏首屈一指”。传说，清代戏剧家洪升的传世之作《长生殿传奇》也是在问津园写成的。后来张氏家族衰落，问津园日趋荒废，直到乾隆后期，张家的后人才再度发迹，于是在问津园的原址修建了“思源庄”，作为张氏墓地，但规模上已经远远不及问津园。其实就是张家的祖坟，“思源”吗，就是“想着祖宗”呗……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袁世凯出任北洋大臣期间，在天津河北区大力试行新政，在今天中山公园的位置修建了“劝业会场”，也称劝业会公园。劝业会场，难道是“劝业场”？错了。此“劝业”而非彼“劝业”。劝业会场不是“劝业场”，也不是卖百货商品的店铺，而是近代工业产品的展览基地。1903年，周学熙任总办的直隶工艺总局在天津成立，总局下设劝业陈列所(原名考工厂)、实习工场、劝业铁工厂等企业。而劝业陈列所类似于近代中国最早的工业展览馆，以“考察本国、外国产品，以激发工业家之观感”为主要宗旨。劝业陈列所负责与商品展示推广相关的具体工作，包括开放商品陈列室、举办劝工展览会、接受工艺咨询、组织工商演说、签订产品合同等。随着工业产品逐渐丰富，原有的产品陈列馆已经不能满足使用，于是选定在大经路原思源庄旧址上扩建成一座现代公园。时至1907年，劝业会场竣工，这里重又呈现出园林风貌，初建时分为三个部分，进前门两侧是平房店铺为商务区。而今天的公园正门，原本有一座钟楼，钟楼之后才是山水池阁，为公园区。在公园后侧建有商品陈列馆、省立图书馆和美术馆等。劝业陈列所多次举行对国产工业制品的评奖工作，并将获奖产品呈报并经农工部批准，对优等产品授予专利权。民国初年，劝业会场更名为直隶商品陈列所，后来又更名为河北省国货陈列所。

劝业会场竣工第二年，直隶提学使卢木斋倡导的直隶图书馆在中山公园北部开馆。直隶图书馆为二层小楼，设书库和男女阅览室等，初期藏书达20万卷(册)。其中，严修率先捐书5万卷、直隶督署下发1万余卷、提学使司购置12万卷。端方、张鸣岐、锡良、增韫、袁树勋等多省总督、巡抚也慷慨捐赠。1918年，馆长严台孙广募中外新书杂志等，形成阅览热潮，颇极一时之盛。1930年，天津市市立美术馆也在中山公园内落成。美术馆建筑风格简朴素雅，分为上层展览室和地下室两大部分，正楼上层为长期陈列部，地下室为库房及事务室等。此时的中山公园，主要担负着工业展览及国民素质教育等职能，是天津重要的文化艺术基地。近代百年看天津，那时人民精神文明也够丰富的有这公园还有北疆博物院。

上面提到了卢木斋老先生，介老爷子必须好好说说高山仰止啊。严复的《天演论》最早版本，就是卢木斋、卢慎之兄弟刊刻的。卢木斋早在天津武备学堂任教时就认识了水师学堂教习严复，相互之间往来甚多。1896年，卢木斋调任河北省丰润县县令后，看到严复译成的《天演论》大为赞赏，当即代为刻印。卢氏兄弟所刻《天演论》是经过严复修改，并加写了自序和译者例言，以及吴汝纶作序的最完善的刻本。该书问世后，各处均以它为标准翻印。因此，我国一些版本学家把卢氏兄弟刻印的《天演论》作为最早、最完善的版本。

1883年卢木斋写了一本稀奇古怪的书，叫《火器真诀释例》。是介绍大炮的，极其详尽，还附带公式和数学用表。那时候仙桃镇上只有一家书店，卢木斋本来是子承父业当教书匠的，却死气白赖地讨好书店老板，成天给人家当“书管”（相当于现在网吧的网管），趁机把书看遍了。看了就瞎琢磨，写了好几本书。诸如《四库未传本书目序》、《未刊未见未传本书目序》之类，相信没几个人能念清白。也有关于数学的，象《割圆术辑要》、《万象一元演示》等等，没人看。这次总算没白写，碰上识货的了，巡抚彭大人请他到部队传经送宝。卢木斋也不谦让，一副指导工作的样子，对着大炮一二三四ABCD，煞有架势地发了一通高论，官兵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视察兵营回来，卢木斋更狂了，逢人就说：“我看见大炮了！”卢木斋就此交上了好运，被作为特殊人才举荐给直隶总督李鸿章，当上了天津武备学堂算学总教习，每个月260两白银。而他以前在镇上教书，年薪才30两。简直不敢想象，一年顶过去100年啊！还有你看他教的学生都是些什么人，一个段祺瑞，一个冯国璋，还有一个曹琨，都是政坛大腕，随便攀上一个，都可保下辈子荣华富贵。可是卢木斋瞧不起这哥几个，骂他们“只知道自己发财，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真等于强盗。”

卢木斋要是肯钻研为官之道，前途不可限量。他的政声很好，政绩不错。当丰润县令的时候，就被老百姓称为“卢青天”。有一个治水的大工程，他亲自督阵，呕心沥血，打造得扎扎实实，可保几十年无事。结算下来，造价却低得惊人，仅仅是前任的十分之一。老百姓吓了一跳，知道卢大人是难得的好官，死活不放他走。可是卢木斋对当官实在没什么兴趣。每到一处，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办学校，建图书馆。朝廷里议论纷纷，说他不务正业，没有干部形象。卢木斋也知道心无二用，干脆转业，辞官不做了，一心一意办教育。

可是办教育是个赔本买卖啊，所以他得先从实业做起。卢木斋是一个经商奇才。他每做一件事，都有个预算。而且预算精准，到了决算是时候，保证一文不差。不象现在都是暗箱操作，领导说多少就是多少，有很强的伸缩性，说好一个亿造一座桥的，造来造去搞成三个亿了才完工，到头来还是个豆腐渣工程，没几天就塌了。卢木斋是靠房地产起家的。天津、山海关、秦皇岛、海口、北京都有他的地皮，尤其是天津。当时天津大多数地方是洼地，地价便宜到你不敢相信，不论亩卖，论块。卢木斋用拐杖这里圈圈那里指指，把荒地一块一块地买下来，盖了很多经济适用房，租给附近工厂的职工和不太宽裕的小家庭。后来这些地疯涨，寸土寸金，卢木斋赚了第一桶金。卢木斋很有眼光，他拿这些钱搞投资，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济安自来水公司、耀华玻璃公司、张家口电灯公司等等一大批知名企业，都有他的股份。卢木斋那些年赚疯了，反正做什么都赚钱。他一生赚了多少钱，没统计过，也没法统计，都捐了。胡润要是炮制一个“捐赠榜”，卢木斋一定榜上有名。不一定是最多的一个，却一定是最彻底的那个。卢木斋办了多少学校，可能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所幼儿园就是他搞起来的，叫“卢氏蒙养园”。当时大家都不理解，把幼儿园看成是一种奢侈的东西，所以只收了20个学生。卢氏小学成立时，也只收了一个班，30个学生，一年级到四年级混在一起，跟现在某些贫困山区差不多。卢木斋最得意的事，是建了两座大型图书馆。一个是南开大学图书馆，他捐了10万银元，10多万卷图书。可惜九年之后，毁于日军的炮火。一个是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在北平旧刑部街20号（现为民族文化宫）。卢木斋去世后，全部图书都捐赠给清华大学。卢木斋不是一个土财主，他把钱汇集起来，设了个“木斋教育基金”，预立遗嘱，死后财产全部捐赠教育，不传子孙。1940年，卢木斋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很有启发，他把子女叫到身边说：“将来共产主义到来时，不劳动者不得食，你们应当早做准备，不要吃剥削饭，吃惯了将来会饿死的。”算起来，他的钱只做了四件事：办学校，建图书馆，印刷出版，资助留学生。要说有第五件事的话，就是寄了些银子回来，在仙桃镇河堤的危险地段垒了一个坝，镇上的人叫它“卢公矶”。

天津人应该记住老先生尤其是老爷子还给我们留下来一所叫木斋的中学。相信河北区很多上年纪的人都从这学校上过学。

2006年11月8日中山公园内占地1100多平方米的花坛上立起一座崭新的孙中山全身铜像，黄杨簇拥，伟岸庄重。这是孙中山先生的孙女、美籍华人孙穗芳博士捐建的。该铜像表现了1912年孙中山在原河北公园演讲时的风采。铜像高2.2米、重两吨，安装在2.3米高的基座上。铜像背面篆刻了孙中山当年的演讲全文。百年过去了，孙中山先生高大伟岸的身姿就矗立在公园正中央，述说着那段慷慨激昂的历史，往来的游人、市民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回顾往昔那段峥嵘的岁月。

1929年3月，为纪念“八·一三”惨案中牺牲的魏士毅女士，在中山公园特别竖立了纪念碑。这块纪念碑如今依然竖立在中山公园南部。据碑文记载，魏士毅1904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普通商人家庭，她自幼聪明好学，是燕京大学天津同乡会会长。她原名“魏士娟”，因嫌自己的名字“太文”，缺少点“骨气”，就把“娟”字改为“毅”字。1926年3月18日，在李大钊、赵世炎等人的领导下，北京工人、学生、市民共5000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的罪行。在燕大上学的魏士毅正值胃病复发，她不顾同学们的劝阻，毅然参加了游行。段祺瑞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队伍开枪，22岁的魏士毅也饮弹牺牲。1927年3月，燕大学生在校园未名湖畔为魏士毅建立纪念碑。两年后，平、津各界又在烈士家乡的中山公园立碑纪念。

魏士毅女士纪念碑旁边，是著名的“十七烈士纪念碑”，如果说魏女士的纪念碑还是民间为其竖立的，那么“十七烈士纪念碑”则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奉系军阀占领天津后，褚玉璞对革命党人疯狂镇压。1926年11月23日下午，天津警察局逮捕了江震寰、邬集中、王纯善、马增玉4人，后又逮捕了许凤山、徐建中、孙宝山、王鹤洲、孙一山、倪家志、王建文、马自芳、王益三、赵玉良、韩玉亭等11人。1927年4月18日清晨，张作霖下令将共青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长、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常委江震寰等十五位革命志士以所谓“组织党部，宣传赤化，阴谋暴动”的罪名押赴刑场枪杀。1931年，天津各界人士为纪念他们，在中山公园立碑公祈。竖立纪念碑的时候，受到当局干扰，碑文中除记述十五烈士之外，另将新军阀混战时死于1930年的张志全、王弢楼二人补入，所以成为“十七烈士”。可见，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山公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革命烈士的功能已经得到官方的认可。

著名的“南皮烈女碑”。与魏士毅和“十七烈士”不同，南皮烈女只是一对平民姐妹，为什么也能在中山公园竖碑呢？民国初年，河北省南皮县有一对姓张的姐妹，因家乡受灾，随父母来津。被天津西头窑主戴富有看上，指使混混王宝山诱骗两姐妹为娼。张氏姐妹上告到直隶高等审判厅，主审的推事(法官)受贿，有意错断此案。张氏姐妹性格刚毅，决心以死抗暴，于是满怀怨愤双双服毒而亡。此案在社会上披露后轰动津门，激起民愤。当时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为平息舆论，与地方士绅筹办了“双烈女”后事，除将张氏姐妹厚葬于西门外烈女祠外，还立了“南皮张氏两烈女碑”，才使事态平息。碑文由徐世昌撰写，津门书法家华世奎手书，书法家张寿篆书碑额，立碑时还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石碑原先立于烈女祠外，民国年间移至中山公园，与魏士毅女士纪念碑、十七烈士纪念碑并存。

在中山公园的东部，原有一道长廊，现在改造成河北区历史碑廊，收集了近年在河北区出土的历史碑刻共计24通。按照各碑刻不同历史内涵，分为“山西会馆系列碑刻”、“原李公祠出土系列碑刻”、“独立记述历史事件碑刻”三个部分。晋商是明清时期我国势力最大的商帮，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众多的“山西会馆”，以作为团结同乡，联络感情的场所。天津是清末民初北方最大的商业港口城市，而清朝中叶时的粮店街一带，居南北漕运要冲，粮商云集。为改变在津晋商“各事其事、各业其业，里许咫尺间，岁不一晤”的现状，冯承凝、贾汉英等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率乡人贸易天津者，各捐资财”在此地创建晋都会馆，后又改建为山西会馆，其间多次重修，“山西会馆系列碑刻”计7组(通)完整的记录了粮店街山西会馆的变迁，是研究晋商史及会馆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李公祠即李鸿章祠堂，位于河北区李公祠东箭道附近。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直隶总督袁世凯主持修建。“原李公祠出土系列碑刻”计4通，是由原天津李鸿章祠堂旧址出土的系列碑刻，包括光绪皇帝奉慈禧皇太后懿旨为李鸿章记功封赏的圣旨碑，其形制完整，雕刻精美，碑文清晰，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另有其原部下袁世凯、任永清等为其歌功颂德的系列碑刻3通，同样雕刻精美、保存完好，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此外，碑廊还有“独立记述历史事件碑刻”计13组(通)，此系列碑刻大部出土于老三岔河口一带，它们各自记述了一个历史事件，通览此组碑刻，能大略勾勒出河北区历史的轮廓，为河北区深厚的历史底蕴做出最鲜活的诠释。

恐怕连公园的设计者也没有想过，随着1912年孙中山先生的到来，中山公园的用途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展览和集会这些最初的范围内，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为这座公园赋予了一种深刻的政治涵义，不由自主地将这里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1912年8月23日，孙中山第二次来天津。民国初年时局动荡，在孙中山正式卸任大总统四个月之后，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内政纲要。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向各界人士和民众发表了《造成共和·赞成共和·维持共和》的演讲，慷慨激昂地呼吁“惟望吾到会同胞随时随处用力开通，由一家及一乡、一县、一省、一国，于数年中务使人人皆知共和之善美。”直至1928年，干脆将公园更名为“中山公园”，并且将以前的大经路改名为中山路，一直沿用至今。这就是中山公园的由来。而从此中山公园作为一个带有官方色彩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便在这里扎根了。此次天津之行促成了孙中山的又一次思想转变，揭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序幕。受到孙中山先生演讲的影响，劝业会场无形中成为了近代天津宣传爱国救国思想的一处“圣地”，凡因为救国运动牺牲的烈士，也由群众自发竖立纪念碑于此，这也许是这个公园这么多碑的原因吧。

1949年天津解放后，天津政府拨款对中山公园进行修缮，中山公园尽管面积比以前小得多了，但景色更加秀丽。2009年政府遵循“恢复历史原貌，提升保护并举”的原则，又对中山公园进行提升改造，构成了今天的中山公园。

这个美食街虽然不如西北角热闹，但美食却也是值得逛逛吃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