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敕建的四座桥

京东的八里桥、京北的朝宗桥和安济桥、京东南的马驹桥，都是明朝英宗皇帝朱祁镇敕修的，这四座桥风格相近，可谓是兄弟桥。历史最久的是位于通州的八里庄桥（即八里桥），建于正统十一年（1446），赐名曰永通桥；位于昌平沙河的朝宗桥和安济桥排为次，动工正统十三年（1448）；今位于通州的马驹桥排最后，修建于天顺七年（1463），赐名宏仁桥。其中，八里庄桥最为纤巧，长50米，宽16米；朝宗桥最为雄伟，南北长130米，桥面宽13.3米；马驹桥居中，桥长83.3米，宽10米。

这四座石桥所在的位置都是河津渡口、交通要道。在历史长河中，它们又经历了各自不同的命运。

皇帝敕建工部侍郎督建

那个年代要修筑石桥是件大工程，要由皇帝批准并由朝廷拨帑银。明英宗时，通州八里庄这儿应建一座石桥，是内官监太监李德向明英宗禀报的，说“每夏秋之交雨水泛溢，常架木为桥，比舟为梁，数易辄坏”。英宗派大太监王振去做的实地考察。

沙河桥的修建，是昌平知县刘思义打的报告，说：“沙河等处当天寿山及居庸关道。旧桥用木，每岁秋架春拆，徒劳民力。况圣驾谒陵、官军经行皆不便。乞如清河甃之以石，庶得坚久。”修建马驹桥不知是哪位大臣请示的，英宗派了李贤、陈文、彭时三位内阁大臣前往调查，见四方之人“胥出此渡，四时不休”，“而人之病涉莫此为甚”。皇帝一听，“恻然兴怀”，批准建桥。

皇帝批准了，还要请示神明。以沙河桥为例，据《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十三年九月辛卯（初八），皇帝为在沙河修筑石桥的动工，派遣工部尚书石璞隆重祭祀司工之神，祈求施工安全。因为是皇家的工程，负责督建的都是工部侍郎（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沙河两桥的督建者是工部右侍郎王永寿，八里庄桥的督建者是工部侍郎王永和。二人好像是兄弟，其实不是：王永和是昆山（今属江苏）人，永乐时中乡举，正统十四年从英宗征瓦剌，死于土木堡之役；王永寿是山西太原人，正统丁巳以举人任江西饶州府推官，历任监察御史、山东贵州等地巡按，官至南京工部尚书，天顺六年九月卒于官。

八里庄桥的修建很受重视。工部尚书管理经费开支，内官监太监阮安任工程总管。这位阮安是建筑方面的专家，给北京城墙包上砖，京城九门上建城楼、加瓮城，城墙四角上建角楼，护城河上木桥改石桥，还有紫禁城三大殿的重建等等重大工程，都是他督建的。《明史》上说他“有巧思”，无论什么工程，他“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现在网络上能找到他的画像，还长着胡子，这就是笑话了：他是交趾人，从小进宫当了太监。

修马驹桥时，阮安已经去世（1381—1453），负责马驹桥工程的是工部右侍郎蒯祥和陆祥。这位蒯祥也很了得，后世称他为“蒯鲁班”，是明北京城的主要营建者。蒯祥擅长木工，陆祥擅长石工。这二人搭班建桥可谓绝配。

为建桥留下姓名的都是当官的，干活卖力气的，除工匠之外最多的是军人。据马驹桥的碑文上说，建马驹桥的士兵，每人每月一两银子。建八里桥的是漕卒。

安济桥今安在

三地建桥，惟沙河的工程最大，因为是两座桥：一座横跨南沙河，一座横跨北沙河。两桥建成后，南桥赐名为安济，意思是渡河平安；北桥赐名曰朝宗，意思是水归大海。安济桥为三孔联拱，朝宗桥为七孔联拱。两桥桥面均设花岗岩石栏，给人以朴实坚固之感。

几百年之后，朝宗桥完好如初，安济桥却没了踪影。于是有种说法，修北桥的是个忠臣，不会偷工减料；修南桥的是个赃官，偷工减料、贪污工程款中饱私囊。南桥先完的工，受到皇帝嘉奖；北桥因注重质量，延误了工期，被皇帝杀了头。后来皇帝发现南桥是豆腐渣工程，而北桥建得异常坚固，知道杀错了，又给平了反。因为负责修北大桥的名叫赵朝宗，所以命名为朝宗桥。这当然是假语村言。

事实是：安济桥建成后不到四十年就成为危桥了。成化二十年（1484）七月李东阳去昌平谒陵，出京时“河桥半圮”，勉强能过；回京时“河涨桥坏”，桥身彻底塌垮，无法“安济”，连一些大官也只能坐在岸边发愁。因为“官渡无舟，惟两渔舟出没浪涛”，一回只能载五六人。“人望升舟者如登仙”，船一靠岸，“众竞趋舟，舟欹则覆”；“忽有一隶溺死，众号呼，相顾皆惨沮无人色”！这事见于李东阳的《中元谒陵遇雨记》。

安济桥之塌垮，并非是“豆腐渣”。因为安济桥正位于沙河河谷最低处，西山地区强降雨造成的洪水大量涌来，它支撑不住。相比较而言，朝宗桥受到的冲击要相对小得多，北山的洪水大部从桥的下游注入北沙河。

嘉靖十七年（1538），在建巩华城和沙河行宫的同时，也对安济、朝宗二桥进行了修缮和重建。安济桥由三孔延为九孔，虽然增加了洪水通过能力，但无济于事。志书记载，嘉靖十八年七月，“顺天府绵雨水泛，冲塌沙河浮桥（按：‘浮桥’说疑有误）”。嘉靖二十年（1541）四月，重修安济桥。万历二年，万历的母亲李太后“发宫中银一万二百五十五两”对两桥进行了加固。从明清到民国，桥再加固、再重修，也无奈洪水频仍。到民国末年，河水改道，安济桥已失去作用，被一座钢筋混凝土桥取而代之。1959年修小沙河水库，安济桥的石料被拆走做了大坝护坡，它昔日的痕迹消失殆尽。现在京藏高速公路跨过南沙河的大桥，是上世纪80年代初修八达岭高速路时建的。朝宗古桥还在，已经成为重点保护的文物了。

明朝君臣桥头立碑留字

桥是皇帝敕建的，建成后要立碑。

八里庄桥桥头立的石碑，碑文是时任国子监祭酒的李时勉写的。皇帝命臣子撰写碑文，当然希望臣子为皇帝说几句好话。谁知李时勉撰写的碑文二百余字，说了建桥经过，说了参与建桥的文官武将和太监，而对皇帝却没有一字奉承。《明史》上说此人“性刚鲠”。怎么个“性刚鲠”？永乐十九年（1421），刚建好的三大殿遭雷焚毁，朱棣下诏求直谏。李时勉上疏直言十五事，其中一件是不应该营建北京。朱棣大怒，把奏章扔在了地上，继而想看他还说了些什么，又捡了起来，见其余诸事说得都在理，但还是把他下了诏狱，一年多后才官复原职。洪熙元年（1425），他上疏言事惹恼了仁宗朱高炽，皇帝将他召到便殿当面责问，他坚持自己说得对，气得朱高炽命武士用金瓜打他，打断了三根肋骨，差点打死。朱高炽临终之前还念念不忘：李时勉当廷侮辱我！宣宗朱瞻基继位后听说了这件事，命人去狱中把李时勉绑来，要当面审问他怎样惹先帝生的气。这人领命而去，朱瞻基又改了主意，叫锦衣卫王指挥：“去，把李时勉推到西市杀了，不用让他来了！”王指挥刚走，前一人已经把李时勉押来了。朱瞻基一见他就骂：“你这个小臣竟敢触怒先帝！说，你上疏写了些什么？”李时勉说，我劝皇上要远嫔妃而亲近太子。说这事的出发点是好的：已经有太子朱瞻基了，皇上就应该离嫔妃远一些嘛。这可是触动了皇帝的隐私，朱高炽怎能不恼羞成怒。朱瞻基又问：你还说什么了？李时勉又说了五六件，件件都是逆耳忠言，朱瞻基顿时消了气。等王指挥回来复命说没找见李时勉时，李时勉已经换上官服立于朝班之中了。

沙河二桥没有正统年间立的碑。估计是桥建成后不久，明英宗就在土木之变中做了瓦剌人的俘虏，没来得及。朝宗桥北路东立着一通石碑，正反两面书“朝宗桥”三个双沟大字，额篆“大明”，时间落款为“万历四年岁次丙子仲夏”。据说这字是小皇帝朱翊钧写的。万历四年，朱翊钧时年十三岁，能写成这样实属难能。据《明实录》记载，万历二年腊月的一天，朱翊钧挥笔写下了“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字赐给张居正。居正大加称赞。接着，张居正劝谏朱翊钧：作为帝王应该注重以修德行政、治世安民，“若写字一事，不过假此以收放心。虽直逼钟（书法家钟繇）王（王羲之）亦有何益？”此事证明，朱翊钧字确实写得不错。

马驹桥建成后，也立了一通石碑（碑已不在，《日下旧闻考》中录有碑文），碑文是皇帝命阁臣李贤撰写的，近九百字中，笔墨最多的是对英宗的赞誉。说英宗批准建桥是体恤百姓，拨帑银而不让百姓负担，体现了皇帝的仁。所以，命名此桥为“宏仁”。

读此碑文，很容易把李贤视为一个佞臣。其实不然，李贤这是引导朱祁镇像古先圣王那样“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有这样一件事：马驹桥四月十五动工，二月廿七夜，空中有声如雷。朱祁镇觉得这是上天对他的谴责，打算让道士替他祈祷禳灾。李贤说，这叫“鼓妖”，“君不恤民、天下怨叛则有此异”，请皇上施行宽恤之政，清理锦衣卫狱，切实做几件减轻百姓负担的事，灾异即可消除。“帝难之”，李贤“执争数四”。由这件事可见李贤之为人。

乾隆重修马驹桥压过明英宗

宏仁桥到了清朝初年也被洪水冲垮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春，敕命重建，新落成的石桥改九孔为七孔，宽度由三丈缩减为两丈五。乾隆说，虽然桥面窄了一些，但比原来更坚固了。新桥落成自然也要立碑，乾隆亲自撰写碑文。他在碑文中先梳理了团河、凤河、凉水河的源流走向，继而介绍了新桥的建造经过，然后说，此举还疏浚了八千余丈河道，修葺了九处桥闸并新建了五闸；用河道清出的泥土修筑了右安门外一千余丈的甬道，并且扩大了河两旁农田的灌溉面积。他好像在显摆：看看我做的，比明英宗多多了！

他在碑文中说道：治河、建桥、修路，对于当政者来说都是必须要做的大事。那意思也好像是：你明英宗只修了一座桥，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他不认可宏仁桥的叫法，坚持叫马驹桥。

明朝天顺年间在建成宏仁桥的同时，在桥南端还建了一座碧霞元庙。乾隆三十八年重建马驹桥的同时，也重修了碧霞元君庙。马驹桥竣工、新庙落成，乾隆亲自前来瞻礼，受到百姓的欢呼。他作了一首五言长诗（见于《日下旧闻考》）以表达他的得意心情。

如今，马驹桥已成为重镇，一条条宽广的大道横跨凉水河，旧石桥和碧霞元君庙都已经不在了。（宗春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