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小众博物馆推荐，西藏文化博物馆

今天抽空去了趟北京的西藏文化博物馆，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特别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专题展》，从中还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以前也去过西藏自治区博物馆、青海藏文化博物馆，但对活佛系统的了解这是第一次。

博物馆简介

西藏文化博物馆隶属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是北京地区唯一的西藏主题博物馆。西藏文化博物馆是西藏及其他藏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展示中心。

博物馆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131号。

交通情况：地铁5号线惠新西街北口站下车走路五分钟左右，出地铁口下地下通道过马路就是。

门票情况：免费，带上身份证刷身份证即可。

参观时间：这个看个人兴趣吧，我是参观了一个半小时左右。

展厅主要在二楼和三楼，目前二楼有一个大展厅在布展中，还不能参观，目前就三个展厅有三个展览。

先介绍三楼的两个展览，都比较棒，一个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专题展》，介绍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知识，活佛转世的产生与历史发展，我发现活佛不只是我们常听过的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还有很多分支系统。目前，我国共有藏传佛教寺院3800余座，藏传佛教僧尼15万人，其中活佛1300余人。

13 世纪前,藏传佛教各教派首领主要采取师徒传承和家族传承等方式。其中,萨迎派采用家族传承方式，噶当派、噶举派采用师徒传承方式,宁玛派则二者兼而有之。

活佛是指藏传佛教一些高僧的转世，部分活佛在宗教和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地位。佛教认为，一切生命由躯体和灵魂组成，躯体虽可消亡，但灵魂在六道中不停轮回转生。得道的诸佛、菩萨为普度众生可以随缘化现为各种形象。在藏语中，活佛称为“朱古”，意指佛、菩萨的化身。活佛转世自13世纪末由噶举派创立以来，经过不断的发展，逐渐成为藏传佛教宗教首领特有的一种传承方式，形成了众多活佛系统，并陆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

一般而言，前世活佛圆寂后，其转世需经寻访、认定和坐床等程序。历代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活佛转世，并对其进行管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的转世须经中央政府批准和册封。

出于对宗教、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的考虑，1283年噶玛拔希圆寂时，噶玛噶举派决定创立转世的方式寻找并确认教派的传承人。1288年通过寻访、辨认遗物等，西藏楚布寺确定攘迥多吉为噶玛拔希的转世。这是历史上第一位转世活佛。噶玛拔希和该派的创建者都松钦巴分别被追认为二世和一世活佛，攘迥多吉为三世活佛。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活佛的概念。

明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区实行多封众建的治理政策,分封三大法王和五王,包括活佛在内的僧俗首领陆续得到朝廷的封赐,活佛转世得以快速发展,不仅被噶举派各支派相继采用,而且从15世纪开始被格鲁派等藏传佛教其他教派陆续采用,成为藏传佛教宗教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

到清代中期，随着藏传佛教普遍采用活佛转世的传承方式，活佛转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一些宗教和世俗势力开始操控转世灵童的认定，甚至危及社会稳定。17世纪末，清中央政府开始管理达赖喇嘛的转世事务，1793 年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活佛转世进行制度化、规范化管理。1936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喇嘛转世办法》。

御制《喇嘛说》碑，1792年立于北京雍和宫，碑文以满、蒙、汉、藏四种文字镌刻，汉文系乾隆皇帝御笔。碑文系统阐述了活佛转世制度的由来以及建立金瓶掣签的目的-“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

达赖喇嘛是格鲁派重要的活佛之一，其名号“达赖喇嘛”源自 1578年明朝中央政府册封的顺义王、土默特蒙古首领俺答汗赠与索南嘉措的尊号。1653 年清顺治皇帝正式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并赐金册金印。其中，“达赖”为蒙语大海之意，“喇嘛”为藏语上师之意。迄今共转 14 世。金瓶掣签制度建立后，十、十一和十二世经金瓶掣签认定九、十三和十四世经中央政府特批免予掣签。

班禅额尔德尼是格鲁派重要的活佛之一。其名号“班禅(意为学富五明的大学者)”来自于 1645 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赠与四世班禅“班禅博克多”的尊号，“额尔德尼(满语宝贝之意)”来自于 1713年康熙皇帝对五世班禅的册封。迄今共转11世，金瓶掣签制度建立后，除十世由中央政府特批免予掣签外，八世、九世和十一世均由金瓶掣签认定。

三楼另一个展厅是《宗山角号--纪念西藏江孜抗英保卫战120周年主题展》，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英勇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奋起反抗，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书写了抗击侵略，保家卫国的英雄史诗。120年前发生在西藏江孜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辱的生动缩影。当时，西藏军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以顽强的意志和英勇的斗争，抗击英帝国主义侵略，以大刀长矛反击洋枪洋炮，以血肉之躯抵挡野蛮进攻，铸就了不畏强暴、敢于献身的江孜抗英精神。

二楼有一个展厅，目前展览的是《春华秋实-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成就展》，展示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科研成就，强调了“我们的藏学研究要把理论研究和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为藏族人民造福结合起来”，推动藏学研究事业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