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彩绘龙纹陶盘、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玉猪龙、内蒙古赤峰彩陶坡遗址龙形蚌饰……今年是甲辰龙年，走进中国考古博物馆“龙·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八千年龙文化精品文物展”的展厅，一幅中国龙的8000年流变图展现在眼前。
本次展览以出土文物为主，展品来自全国23家文博单位，涵盖了红山、凌家滩、良渚、三星堆等30余个重要遗址发掘出土的112件龙主题文物。专家评价，该展览最完整阐述了我国8000年龙文化年代序列，龙文物的种类和形态最具代表性，从考古学和历史学角度对我国龙文化的阐释最系统、最全面。
观展·亮点
→ 一部龙形象“百科全书”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先民就有了对龙形象的崇拜，这是我国龙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石堆龙距今约8000年，它是目前通过科学考古发掘揭示出的我国最早龙形象，具有明显的祭祀功能。
史前先民为何要制作龙形器物？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物介绍，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作物播种的时间准确与否，决定着一年的收成，因此，与星象有关的龙形象逐渐成为图腾。中国龙形象是多点起源，形象也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其外观主要借用了猪、蛇、鳄鱼等动物，也包含了风云雷电、彩虹、星象等自然现象元素。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一组仰韶文化中期蚌堆塑，就呈现出龙、虎图案。出土时，龙形蚌堆塑头朝北、背朝西，位于墓主人的右侧，左侧则是虎形蚌堆塑。学者研究认为，这样的布置与星象有关，两堆蚌饰分别对应东宫苍龙和西宫白虎。
古人会根据东宫苍龙的运转来确定四时轮回。俗语“二月二，龙抬头”便是指在初春，代表龙角的角宿出现在地平线，此后不久便迎来“见龙在田”，标志春耕时节到来。夏季万物生长，枝繁叶茂，黄昏时，整个七宿构成的龙象正好位于东方天际，即所谓的“飞龙在天”。古人认为“至信如时”，四时周而复始、轮回有序，这样的规律反映到人的身上，“信”便成为道德的核心内涵，即所谓的“人无信不立”。
郭物表示，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各地原始文化如“满天星斗”，以图腾的形式孕育发生的龙形象也如星辰般分布于辽西地区、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随着多元一体“重瓣花朵”式史前社会的发展，文化不断融汇创新。到了夏商周时期，以中原为核心的广域王权国家形成和发展，使得中国龙的形象逐渐呈现相对统一稳定的状态。自秦汉一统至今，中国龙的形象和精神内核，始终在中华民族文化中传承延续，而本次展览正是以此为线索，帮助观众很快掌握中国龙的发展脉络。
“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颈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南宋罗愿所撰的《尔雅翼》，对龙的外貌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此时，中国龙的形象基本定型。
→ 蚌龙沉睡6300余年首次亮相
一件由蚌壳制作而成的龙，在一个多月前刚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的实验室中完成修复，就走入了展厅与观众见面。
此前，这件龙形蚌饰已在地下沉睡了6300余年，直到2023年8月才在内蒙古赤峰彩陶坡遗址被考古队员发现。它的身材很小巧，主体长度大约仅有20厘米，但在出土时，其下颌、腿部、尾部等部分的组合关系无法确认。因此考古队员将其套箱发掘，并送到了实验室加以复原。
在漫长的埋藏过程中，蚌壳中的有机质已经腐烂，呈现层状剥落的状态，贸然拼接难免出现磕碰，很可能导致脆弱的蚌饰损坏。于是，该所与故宫博物院、北京理工大学科研团队合作，对套箱整体进行了CT扫描与图像分割，得到了龙形蚌饰的细节三维数据。这样一来，拼接的过程就可以反复试错，通过3D模拟拼接复原各部位的关系。
即使如此，这样的“拼图”也很难操作。红山文化早期的龙形象非常少，没有同类文物可供参考，科研团队无法确认这条龙的具体形象，只能反复查询文献资料，并尝试进行3D模拟拼接。
偶然发现的一道划痕，让“拼图”难题迎刃而解。断裂的碴口与从上至下的划痕相印证，确认了龙形蚌饰的前腿位置，科研团队确认了这是一条有足的龙。经过数月的努力，龙形蚌饰得到了复原，并在展览中首次与观众见面。
这件龙形蚌饰属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此前已发现的红山文化龙形象，多处于红山文化晚期，形态以卷曲团身为主，其中最著名的一件便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C形玉龙。而本次新出土的龙形蚌饰年代更早，其形态舒展、尾部上扬，呈现出飞龙的姿态，这是目前红山文化发现的唯一一件身体舒展的龙，进一步丰富了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龙形象。
此前，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龙都埋藏在等级较高的积石冢当中，但龙形蚌饰出土时位于一处规模不大的房址西南角圆形浅坑灶内。这一发现可以说明，龙是红山文化民众的普遍信仰。考古学家推测，这件文物原本被用于祭灶活动，侧面证明了中华民族祭灶的传统从史前时代传承至今，从未断绝。
→ 中原与草原龙文化完美交融
在展览中，多件具有龙元素的文物，展现了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兼备的特性。
展柜中，一件出土于内蒙古的魏晋时期龙形金项饰，其造型与常见的金饰品有明显不同，它是一条长度100多厘米的金链，两端用金片卷制出龙首，龙角用金丝密缠，眉眼等细节都清晰可见，两个龙首还能对合到一起；链子则代表龙身，由金丝编缀成管状空腔，上面挂有两盾、两戟、一钺共5件兵器，以及两把小梳子。
根据史书记载，这种样式的项链被称为“五兵佩”，是当时女性佩戴的饰品。郭物表示，这件器物混合了斯基泰、犍陀罗等多种工艺手法，有明显的外来文化风格和佛教艺术色彩，是西晋时期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交流并本土化的重要体现。
有“草原瑰宝”之称的鹰顶金冠饰，是游牧部落首领所用，展翅的鹰顶是典型草原文化特征，冠带末端则装饰着头部似虎的草原龙，说明草原人群对中原龙的喜爱和创新。出土于元大都遗址的白地黑花龙凤纹瓷扁壶，则更直观展现了文化融合特点，其外形与游牧民族常用的饮水皮囊相似，整体塑造技术则沿用了中原先民的制瓷工艺，壶身两面分别绘制了龙纹、凤纹。
“其实中国龙形象不仅传播到了草原地区，它对欧亚大陆各国都有着深远影响。”郭物表示，通过本次展览的梳理，中国龙形象的持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创新性得到了直观展现，观象授时、造福人民的职能也彰显了其和平性。“不同地域、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龙，却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通过这100多件文物，龙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是怎样起源、发展，又慢慢合为一体的，发展脉络就十分清晰了。”
观展·提示
地点：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临展厅
展期：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三至周日9时至17时（假期开放时间见博物馆相关公告）
票价：198元，观众可提前3天通过中国考古博物馆预约系统实名预约特展门票，特定人群可享受半价、免票优惠
观展·解码
文物考古工地“搬”进展厅
考古学侧重于对文化知识的研究，而考古博物馆就是这些考古成果的传播、展示窗口。与传统博物馆不同，中国考古博物馆收藏的文物，绝大多数都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考古工作者在考古工作一线实地发掘而来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单单是文物本体，还能了解到文物是从哪里发掘的，它和其他文物之间的位置关系等信息。”郭物以本次展览中的玉猪龙为例，它出土于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M4号坑。在展板上，牛河梁遗址全景、M4号坑和玉猪龙的埋藏情况得到了完整展现。发掘时，一对玉猪龙位于墓主人胸部，这是我国首次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玉猪龙，对研究龙的起源和崇龙礼俗的形成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处墓坑共出土了3件随葬器物，除一对玉猪龙外，还有一件斜口筒形玉器。这样的全息信息，能为观众提供更全面的背景素材，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龙的演化脉络。
展览中，被誉为“华夏第一龙”——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的发掘过程也得到详细介绍。2002年春，在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这件“超级国宝”重见天日。“在清理过程中，突然就看到了一抹绿色。”回忆起现场的发掘场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志鹏依然难掩激动。起初，考古队员判断这是一件铜器，随着清理的深入，一枚铜铃逐渐现身，而在铜铃下方，散落着大量的绿松石片。为了不对文物造成破坏，考古队员用竹签、气吹，小心翼翼地去除上面的浮土。但这数千片绿松石每片厚度仅有约1毫米，大小也只有数毫米见方，现场清理难度极大。
考虑到现场环境复杂，为了更好地对这件文物进行保护，考古队员将其套箱提取后，运到北京的考古实验室展开后续清理。现在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展出的绿松石龙形器，就保持了它“装箱”后的状态，它身姿摇曳，与后世中国龙的形象十分接近。有学者认为，绿松石龙形器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最完整的源头。
本报记者 刘苏雅 文 王海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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