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峨的太行山脉，纵跨京、冀、晋、豫四省市。山脉自然中断处的山谷历来是物资运输、客商往来的重要通道，古称为“陉”。“太行八陉”尤为著名，井陉是这八陉自南向北的第五陉。井陉因地形而得名，“四方高，中央下，如井之深，如灶之陉”，因而谓之井陉。井陉县隶属河北省石家庄市，地处交通要冲，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冀晋陕三省物资交流的集散地，邮驿遗迹资源十分丰富，至今仍有一段保存完好的古驿道——秦皇古驿道。这段驿道在秦代驰道路线基础上不断修筑完善而成，是“车同轨”的重要历史见证。
井陉古驿道入口
驿道——邮驿系统的“高速路”
秦皇古驿道位于井陉县城东的山岭沟谷之中，长约2公里，宽约5至10米，其中有一段近千米的石质道路被保存下来。驿道中间有一座关城式建筑群，占地约1000平方米，当地人称作东天门，由东、西两座城门构成，像两把铁锁牢牢地扼守住驿道关隘。东城门门洞是古驿道的最窄处，“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来往车辆经过此处，车轮反复碾压形成一道固定的车辙。久而久之，车辙越磨越深，当车辙深到抵磨车轴，车辆便无法通行，人们只好将路面向下凿平，历经千百年岁月，路面越凿越深。如今，我们仔细观察门洞内墙壁的凿痕，可看到路面最深处已下凿了２米多。迁客骚人游至于此，不免唏嘘感叹。清代光绪年间正定府学教授赵文濂曾作诗云：“箭括通天辟一门，去天尺五蹑云根。狼烽四起汹兵气，鸟道千寻凿石痕。”将东天门的山势险峻、古驿道的历史悠久描绘得淋漓尽致。
东天门－东城门（门洞、车辙）
早期的王朝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加强驿道建设，以强化对各地信息掌握，力求实现“合和万国”的政治理想。
《淮南子》记载，尧帝“巡狩行教，勤劳天下，周游五岳”，在其都城平阳修了一条通衢大道，称为“康衢”，后改称“康庄”，现在常说的康庄大道就源于此。《左传》记载，“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天下九州，开辟道路无数。殷商甲骨文卜辞中“自南有警”“其北有警”以及“来警自东”“来警自西”则是殷王通过驿道接收四方警情的有力证明。
周王朝在其国都镐京和东都洛邑之间修建了路面平坦、线路正直的“周道”。《周语·国语》等文献中的“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是指每年在九月雨季结束后修整道路，十月河水干涸时修筑桥梁。这些“高速路”的修建与整治，为王朝统治收集各地情报，了解四方政情，颁布律令文告提供了交通保障。
秦汉时期，驿道就已四通八达，初具全国陆路交通网络的雏形。既有“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的“驰道”，也有为抵御匈奴而修建的“直道”，还有能直达两广和西南的“新道”。根据汉代贾山《至言》等文献记载，驰道宽五十步（约69米），路面划分有“中道”和“旁道”，以树木和土墙分割，“中道”是专供皇帝使用的御道，两侧的“旁道”供官员、贵族和使者等通行。修筑时使用金属工具夯实路面，并将道路中间隆高，以分流水。
驿道修建得平坦，再加上车辆技术进步，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行驶速度。西汉昭帝刘弗陵驾崩时无子，昌邑王刘贺被选为接班人，为尽快从昌邑国（今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境内）赶到长安继位，刘贺乘传车在驰道上高速“飙车”，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日中”（约11时至13时）自昌邑出发，“晡时（约15时至17时）至定陶（今山东省菏泽市境内），行百三十五里”，按照现在单位估算，时速最高将近28公里，这在当时是罕见的高速。
到了宋代，驿道传递按信息的紧急程度从低到高分为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种，步递主要传递日常行政公文，马递主要是传递军机边防等紧急文书，当有重大军情和重大情况时，则采用急脚递方式，选用疾驰骏马，速度能日行四百里。在宋神宗时，又设有金字牌急脚递，相传能日行五百里，南宋名将岳飞就是被一日内连发的十二道金字牌从抗金前线强行召回，留下了字字血泪的《满江红》。
东天门－东城门门洞（车辙）
驿站——邮驿系统的“服务区”
从东天门沿着秦皇古驿道北行约400米，一座由白石砌筑的石屋伫立在路旁。据考证，石屋建于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是国内现存最早的驿站建筑之一。石屋门额上镶嵌有石匾一方，刻书“立鄙守路”四字，出自《国语·周语》“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意思是在道路两旁栽植树木以标识道路和里程，在路旁建设房屋用于接待过往的信使与官吏。在石屋南侧有马厩，东侧有“兴利除弊”石碑，石碑是清光绪年间由附近乡绅联名所立，明示了在井陉驿道需要牲畜拉坡时的价码，号召附近村民抵制悍吏私拉民间牲畜扰民祸民。
立鄙守路石－驿站（内部展厅）
驿站最初就是为了满足古代信使在传递途中食宿休息和换乘马匹等需要，设立于全国交通要道之旁，服务于军事政治和经济。《周礼·地官》提到“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其中“庐”是提供饮食的地方，“路室”是休息场所，“委”则是粮食等生活物资。《韩非子·难势》也提到，战国时已经有了“良车固马，五十里而一置”的情形，“置”就是设置传驿之所，驿使行经驿道可在驿站休息。
立鄙守路石－驿站
古时的驿站，根据功能差异，称谓也不尽相同。汉代设有邮亭和传舍，其中邮亭则是传递文书的机构，传舍则是在县城设置的官办旅馆。隋唐时期的驿馆，兼具通信机构和官方招待所的双重功能。宋代的邮驿机构又再次划分为用于文书、物资邮递的递铺，以及过往官员使者投宿的馆驿。递铺，除前文提到的步递铺、马递铺、急脚递铺外，还有按照运送物品分类为“香药铺”“车子铺”等；馆驿又分两级，有接待外国使者的国家级馆驿，如接待契丹使者的“都亭驿”，也有接待地方官员的招待所。明代邮驿机构则分为水马驿和递运所，水马驿相当于宋代的递铺，递运所则是专门用于运送军需物资和上贡物品的运输机构。到了清朝，传递公文的“邮”“递”，和提供交通工具、兼有招待功能的“驿”进行了改革合并，开始称作驿站。
驿站历经千年的发展，在不同朝代风格也各不相同。盛唐馆驿气魄宏伟、建筑精致，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馆城新驿记》中这样描述“远购名材，旁延世工”“周以高墉，乃楼其门”。宋代因马政衰敝，驿马稀缺，多用步行接力方式传递。元朝疆域辽阔，驿站大量使用牲畜，特别是在偏远苦寒地区还设置“狗站”，使用狗拉雪橇作为交通工具。
明清两朝为安抚边疆民族地区，非常重视当地的邮驿机构建设。明朝初年贵州彝族土司霭翠被朝廷任命为贵州宣慰使，霭翠去世后，其妻奢香代领夫职。在报请朱元璋惩处压迫彝人的总督马烨期间，奢香主动提出开通贵州东北往四川的驿道，设置了“龙场九驿”，加强了中央同西南地区的联系，留下了“承恩一诺九驿通”的佳话。清政府在平定准格尔、大小和卓叛乱时在蒙古、新疆广建驿道驿站，增强了边疆地区的向心力。直到清朝末叶，随着轮船、铁路、电信等新技术推广，旧的邮驿体系丧失竞争力，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制度——邮驿系统效能的“晴雨表”
进入石屋内部展厅，存放着“将军火票”“排单”等文物。“将军火票”是清代官府及军政衙门传递紧急军情的专属凭证，“火”是急速如火之意，公文经“将军火票”护封可防止窥探，其保密作用和宋代封装公文的皮筒“递角”类似。“排单”则是公文传递过程中的时间、路线等信息的登记台账，确保了公文传递的可追溯管理。
如果说驿道、驿站是“骨架”“关节”，让传递更加迅速，那么邮驿制度就是“血肉”“神经系统”，事关驿传是否安全有序、快速高效。每个王朝都有相关的邮驿制度，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重视文书传递安全保密。比如，宋代的通信法规《金玉新书》规定，对于盗窃、毁弃、私拆公文邮包等行为有着严格处罚，严重的会处以死刑。
二是严格规定传递时限。比如，秦朝关于传递文书的律法《行书律》提到，标署“急”字的文书，应当立即传送；即使“不急”的，也必须当天送出，不允许搁压。
三是收发公文要有详细登记管理。例如，《行书律》规定，传送文书和收受文书，必须记录发文及收文的月日朝夕；文书若有遗失，应当立即上报官府。
四是传递必须按照规定路线进行。比如，《唐律疏议》中规定，驿使应当按照“题署”将文书递送至对应州府，如误传其他地点则要受到处罚；乘坐驿马传递必须遵循路线逐次向下一个驿站进发，否则便按“枉道”罪处罚。
五是驿马使用有着具体规定。比如，《唐律疏议》中“增乘驿马”一项对官员应根据官职级别使用不同数量的驿马作出了规定。
凡是政治清明的王朝，邮驿制度合理规范，邮驿运行就会顺畅。但随着王朝政治衰败，统治者贪图享受，官吏营私罔利，驿卒疲于奔命，规章制度被束之高阁，邮驿效能就会变得低下。
《新唐书》记载，杨贵妃嗜食新鲜荔枝，玄宗“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即杜牧诗中描述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在这里邮驿资源从国家重器成了统治者贪图口腹之欲的工具，为唐王朝衰败埋下了伏笔。
在宋代，因缺少发文约束，许多官员滥发文书，随意将大量普通文书交付邮驿系统传送，“致使（递）角浩瀚，人力不胜”，导致重要的文书不能按时送达，甚至有的官员、铺兵以检查名义偷看内件，利用职权盗窃情报、谋求私利。
在元代，从民户中划分出“站户”，专门承担相应驿站的徭役。在元代中后期，由于官府“不分事之巨细，泛滥给驿”，导致“站户”生活极度困苦，不得不“鬻妻子”以度过饥荒。
明朝末年，天灾不断、暴吏压迫、边兵哗变，明王朝统治摇摇欲坠，驿站管理也变得异常混乱，兵部颁发的邮驿凭证被官吏随意涂改、反复使用，公器私用成风，财政入不敷出，崇祯皇帝因此下令精简驿站，当大量有军事素养的失业驿卒加入起义军后，又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曾经，在古老的驿道上，使者相望，商旅不绝，不同区域文化融合、经济联通，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孕育了璀璨夺目的华夏文明。如今，纵横交错的驿道、形色各异的驿站、策马飞奔的驿卒，都已成为历史烟云，只有这段秦皇古驿道静静地躺在山谷之中，默默诉说着曾经的辉煌和过往。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0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