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的有情与静定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苏轼则是这个高峰中最杰出的历史人物之一。不过，如果想要对苏轼有更深的了解，就需要去阅读他一生的故事。

朱刚的《阅读苏轼》即是一本简明讲述苏轼一生的书。书的第一部分是苏轼传，虽然扼要，但对于苏轼人生重大事件的背景与因果都时有交代与探讨。纵观苏轼的一生，他的仕途和创作都和党争的背景密不可分。在书里，渐渐形成一个有意思的对照，那就是苏轼的名与号似乎与他人生中两种相反的轨迹和价值相对应。“苏轼”是因其政见才笔而被借助于“鼓动四方”、受到重用的元祐大臣，“东坡”则是当这政见被视为朝廷之敌，被贬逐到政权的偏远之地，却在愈加深厚的创作中实现人生价值的士人。我们知道，“东坡居士”的称号来源于他被贬黄州后躬耕自济的荒地。因此，“东坡”这个称号就自然与其贬谪生涯相联系，在苏轼后来愈贬愈远、愈为艰难的人生中，也有了别样的意味。

作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贬谪是皇权对于获罪官员最常见的惩罚，将获罪的官员降级，贬逐到偏远之地，被贬者则必须带着这个身份（哪怕它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官衔，不再有实际的权力，也没有俸禄）远赴他乡，而不能辞官回乡当一个平民。苏轼的难得之处是他始终能在艰难的境遇中发掘出内心的宁静。与此同时，从不放弃自己所坚持的价值观念，通过不断的文学与学术创作，从另一方面将自己的人生抱负实现。这不是说他没有恐惧、困惫与厌倦，而是在种种困苦之中又始终能解脱开来。如同被贬惠州时的《记游松风亭》里所写的，“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在这种旷达与静定之外，书中强调的另外一点是苏轼性格中始终不曾褪色的对于人世温柔的肯定与爱恋。“乌台诗案”与被贬天涯的经历并没有使他对人性感到怀疑或绝望，而始终“能坚持对人情的乐观信念，包括那些严重伤害过他的人，他也试图与之沟通，并获得相当的成功”。当神宗执政，任用王安石“变法”时，他不能认同新法，忍不住作诗文语出讥刺，终而遭遇“乌台诗案”；黄州四年，离开时经过金陵，却能和王安石在会面后取得彼此的谅解。而当旧党重新执政，他也因觉得王安石“新法”中的“免役法”有利而不同意取消，甚至因此与司马光起了矛盾。其难得如此。

种种记述，使我们得以感受东坡性情中富有的“有情”与旷达、自然的人格魅力。他最优秀的创作几乎都是在贬谪之地产生，而他留给后世的影响，也大多是身为“东坡居士”的创作所留下的。这是艰难的贬谪生涯对于诗人原本意想不到的“报酬”，它丰富、扩大了诗人创作的主题，深化、升华了其思想与艺术的境界。在黄州的“三咏赤壁”，诗人对人生的思索渐渐更为清晰与坚定，被贬到海南这种当时官员贬谪的极地，也仍把它视作人生的一种游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所以朱刚说：“在中国诗歌史上，东坡过海后诗，是与杜甫夔州以后诗并称的最高艺术典范，标志着一种永远不可企及的炉火纯青的境界。”

书的第二部分是对一些苏诗、词、短小笔记文的赏析，也十分优美。朱刚的赏析不但着重诗人创作背后的现实背景，有时候还会有意识地把它们放到作品产生前后的文学史中去。在《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的赏析里，作者提出了词史上有名的“婉约词”和“豪放词”的分别，指出其实从一种新产生的文体角度来说，本来并不该有“豪放”或“婉约”的风格定式，正如诗歌里各种各样的风格和内容都有一样；但另一方面，苏轼的词却实实在在是在当时由“婉约”为主导的创作风气之下，有意识地开启了将士大夫的自我追求与表达打入其中的写法，改变了后世对于“词”这种文学体裁的认识、学习和写作。

从这一点出发，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篇的赏析中，作者又指出苏轼是宋代文人中第一个有意识制作词题的人，“作者”的存在愈益凸显。又如《试笔自书》赏析中由苏轼写蚂蚁的故事的诙谐，而写到宋杂剧中的“打诨”及其作用，种种都是富有文学史眼光的表达。

在书里，这种“知人论世”与文学史眼光又常是结合在一起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篇赏析中，作者指出“谪仙”意象在文学史上的流传。《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一篇中写到有些诗题中的日期对于苏轼有着重要的意义，象征着生命中某一新的阶段开始或结束，同时又结合宋人非常重视的“诗史”观念，讨论其意义。这些解析展现出诗歌内里深长的意蕴，使得读者对于诗歌、作者、时代的理解均立体和丰富了起来。（沈书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