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双林
前些天看到一则新闻，自2021年以来，北京市司法机关所办理的所有“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侵犯老字号知识产权”案件占三分之一。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标志、灵魂和名片，老字号是城市名片的一部分。笔者退休前在商业部门工作，接触过不少老字号，深感老字号具有不菲的商业价值。尤其是北京的老字号，具有独特的文化，其名称颇有意境，充满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
饭庄名称力求文雅
历史上北京的饭庄、饭馆，乃至饭铺的字号都力求文雅，喜欢用堂、楼、居、轩等字样。清末民初的大饭庄“八大楼”，不仅都标有楼字，而且其他两字也文雅、古朴和吉祥。如正阳楼、泰丰楼、新丰楼、万德楼、悦宾楼、东兴楼、庆元楼、会元楼。“八大楼”之说，历来说法不一，但是无论何种说法，都少不了一个“楼”字。
在楼字之外，大饭庄最爱用的还有“居”字。居在汉语中有多种含义，惟有用在饭庄等商店名称时，才是最有典雅内容的名词。“八大楼”在北京出现之时，北京有了“八大居”之说——和顺居、天兴居、鼎和居、广和居、义盛居、同和居、福兴居、东兴居。八大居之说虽说法不一，但大致如此。
这些带有楼与居字的饭庄，大多以经营鲁菜为正宗，店东、掌柜、厨师、跑堂等均来自山东福山、黄县等胶东地区。山东是孔孟之乡，又是儒家学说的发祥地，数千年的文化传统，造就了当地的文化氛围，故而对于经商者也有了深刻影响，他们所命名的店名，自然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和丰富的内涵。
在楼、居名称大规模使用之前，老北京的饭庄喜欢用“堂”字。“堂”字号饭庄有“冷饭庄”之称，“只应外会，不做小卖，为‘冷饭庄’也。”《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就有许多“堂”字饭庄的记载：“庆惠堂在东单观音寺胡同，冷饭庄也，平日绝无过问者，每逢春、秋二试，举子多聚于东单牌楼一带，值此时，该肆顿形兴盛。”庆惠堂的饭菜便宜，进京赶考者“群赴该饭庄”。堂字号饭庄，昔日也有“八大堂”之说，习惯称为东麟堂、宗显堂、衍庆堂、燕喜堂、天福堂、天寿堂等，但人们记得最清楚的是什刹海旁边的会贤堂。在1919年北京饭庄商会中，还有88家带堂字的饭庄、饭馆。堂字有多种含义，人们用此为字号名称，足见堂字的含义深刻。此外，北京的中药店都以“堂”相称，并配以同仁、怀仁、庆仁、永安、千芝、万全等字，亦是一种很特殊的文化。
清末民初，北京涌现出带“春”的饭庄。“春”是有诗意的词，人们以“春”为字号名称，不只是文化，更是一种活力。
当年西长安街并不繁华热闹，十分冷清，在这里开店是有风险的，好在此处离会馆众多的“宣南”和西单商业区不算太远，况且北洋政府的一些机关，如教育部、邮政部等都在西长安街附近。于是，他们在西长安街上安营扎寨，开起了一家家以经营淮扬、闽、浙风味的中型饭馆，因它们的字号中都有一个“春”字，故被人称“长安十二春”。
在“长安十二春”中，同春园以经营南京、淮扬菜为主，尤以淮扬菜出名，如该店的松鼠桂鱼、芙蓉海参、香酥鸡等菜肴，堪称上品；淮扬春以经营淮安、扬州和镇江菜为主，淮扬春的名菜肴肉煮干丝，最招“回头客”；鹿鸣春的糟蛋鱼唇、庆林春的烧四宝都是他们的“拿手菜”。
“长安十二春”的出现，使西长安街形成了北京另一条“食街”。最初，在这条“食街”上品肴吃菜的只是南方各省的游子，如鲁迅先生在教育部供职之余，常常与友人、同乡在长安街上徜徉，在“食街”上饮宴，他在1926年5月10日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午后得语堂信，招饮于大陆春……”语堂，即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一度与鲁迅关系密切。大陆春是“长安十二春”之一，该店的红烧羊肚菌曾名冠一时。当时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一些教授、学者，如胡适之、钱玄同等，均来自南方，他们不仅仅是著名的文人，也是美食家，经常到西长安街的“食街”上去品味、小宴。
在吃之外，穿也是很重要的。昔日，经营布匹绸缎的店铺分别隶属于“绸缎洋货商会”和“布行商会”，而此业的开山鼻祖被认为是瑞蚨祥、谦祥益等数百年的老店，它们的店东、店伙均来自山东，浸淫了大量孔孟文化，故而在店铺字号名称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绸布业的“八大祥”——瑞蚨祥、瑞林祥、谦祥益等八家带祥字的字号，均由山东孟氏所开设。孟氏系亚圣孟子的后代，他们所开的店铺，当然要有文化色彩了。据不完全统计，绸缎业带“祥”的字号就有十七家，其中有八家被称为“八大祥”。在“祥”字之外所配用的词句，也都有吉祥的含义，文化含义甚浓，像源泰、谦盛等等，字字句句有文化。布行商会中用“祥”字的更多，至少有33家，乃至海淀镇的布铺用上了瑞祥成，北新桥的用上了同发祥等等，前门外布巷子胡同大小布店有50余家，有30余家用“祥”字。有些还是夫妻店、父子店的小布铺，买卖不大，但字号起的宏亮。他们用“祥”字并非是“傍名牌”和混水摸鱼，而是当时人们素质、诚信的一种表现。他们希望自家买卖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古玩店铺图吉祥
古玩在老北京是个大行业，其主要分布在琉璃厂和隆福寺、前门大街、地安门外、烟袋斜街一带。古玩店卖的是古物，故在字号上喜欢用“古”字，文人周肇祥在其《琉璃厂杂记》中，记录的带“古”字的店铺有20余家，崇古斋、尊古斋、韵古斋、信古斋、悦古斋、隶古斋等都是周肇祥常来常往的地方，他在这里买了大量的碑帖、佛经、古币。在1919年的“古玩行商会”中，带“古”字就有21家。“古”成了这个行业的象征。
古玩店讲究“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是暴利行业，因为与其打交道的多文化学者、达官贵人、富贾和来华搜罗中华古物的洋人，他们在字号上除“古”字外，常用斋、轩及“山房”、“山庄”等，自然也配上其他吉祥字眼，如“义”、“盛”、“信”、“珍”等等，清末一些王公贵族，虽文化不高，但为冒充风雅，喜欢弄几件古玩摆在家里，他们就喜欢到有吉祥名称的字号内购买，如德宝斋、毓兴斋、茂盛兴、大吉山房等店，主要图个吉祥，至于所购货物真伪，他们是不在乎的。前门“冰窖胡同大吉祥，专售金石古物于西人，每年流出海外者不可以数计，古物之断头台也”，字号吉祥但与其勾当不符。
琉璃厂古玩店铺因历史源远流长，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接深，自然文雅有余。而后起之秀的烟袋斜街也如此。据史料云：“地安门外及烟袋斜街亦古董聚处，与南城别为风气。其来源多出旗人家及清室太监”。烟袋斜街古玩店也文气十足，且多了些平民气息，如永兴阁、抱璞斋、茂盛兴、蕴宝斋、义信原等等。带“古”字的也不少，如太古斋、俊古山房、晋古斋、裕古斋、聚古斋、荣古斋等等。烟袋斜街古玩店货物来源很有趣，据周肇祥称：“烟袋斜街诸小贩多与名古寺僧人往来，时有珍异之品”。旧京有专门收购古玩小贩，京人称之为“打鼓的”，他们走街串巷展业时，用小鼓（直径一寸余）作为响器招徕顾客。这些小贩行动诡秘，如收上好货便转手古玩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披露，烟袋斜街的古玩铺不少是太监所开，其货源来自清宫最多，不少古玩字画是太监、苏拉们偷出来的。
古玩店文雅字号给人印象深刻，但有些古玩店的名称则通俗易懂。当年东华门大街的胡九斋古玩店便是一例，其店字号可能是店主的名字，没多少文化含量。不过它也曾出名。据周肇祥云：“东华门外胡九斋，近年新设肆，破铜烂瓦以欺骗外国人为事也。”如果仅用破铜烂瓦蒙洋人也就算了。据近年《北京文史》刊文介绍，胡九斋还参与盗墓销赃，在1930年时倒卖庄亲王坟的地下殉葬珍宝及墓园内驮龙碑等石料。虽盗墓是庄亲王后代所为，但胡九斋是主要销赃者。除盗卖庄亲王坟的文物，胡九斋还参与了民国闻人谭延闿墓石盗窃案，帮助销赃，甚至企图将石碑、华表、石狮等销往国外。胡九斋店名虽俗，但干的事不地道，因此在古玩业名声狼藉，并因此受到当时政府的处罚。
在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实用指南》中，列举了208家古玩铺名录，带“德”字就有16家。当然最多的是带“古”字的，有41家之多，是很有趣的文化现象。
北京的老字号种类繁多，各行各业都有，在取名上都根据店铺特色百花齐放。上文主要介绍了老北京饭庄、布店、古玩铺在取名上的特色，除了这些店铺外，书店、杂货铺、小吃店、熟食店、药店等，也在取名上独树一帜，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值得我们研究与传承。
书店不离斋、堂、阁
北京是书业发达的城市，历史上书店主要集中在琉璃厂和隆福寺街，后来出现的东安市场、西单商场也曾云集大量书摊。书店与古玩店一样，店铺字号也讲文雅、尊贵。如清末民初的藏书铺有崇文斋、会文斋、通学斋、保古斋、朴书斋等等，它们不称书局、书店、书肆，而称藏书铺，更显出其经营古旧书、珍本书的特点。
在琉璃厂也有直接称书局、书铺、书坊、书肆、书店的，字号也有文化味。蔚文堂书肆、文光楼书坊、宝善堂书店、藻玉堂书店、翰文斋书店等等，书店字号离不开堂、斋、阁等字，也有用山房来标榜书店的，如槐荫山房。槐荫山房“于咸丰年间开设，因此处有明代古槐一株，故名槐荫山房”。石渠山房在琉璃厂也有一号，其店主是湖南人，而其他书店店主多为江西人和河北人。
隆福寺街的书肆主要有东雅堂、修文堂、修绠堂、文奎堂、大雅堂、粹雅堂、文殿阁、鸿文阁、稽古堂、三友堂、信义书局、天禄阁书店、带经堂等等。不但字号名称好，充满书香，而且每个书肆几乎都有关于书与人的轶闻趣事。如东雅堂曾收到宋代洪迈所撰《容斋五笔》一部，是《容斋随笔》一书的一部分；鸿文阁曾收到《圆明园图》20幅，对于后人研究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景观，有极大的作用；带经堂书店从福建购得明万历刻本《水明楼集》一部，计十四卷，为明代学者陈荐夫撰，后被文物专家郑振铎先生购去。郑振铎曾说：“隆福寺带经堂从福建购得好书不少，此陈荐夫《水明楼集》与曾异撰《纺授堂集》乃是其中白眉，而皆为予所得，自托书运不浅也。”
民国之时，“新学”兴起，在离隆福寺街只有咫尺之遥的沙滩及其附近建了北京大学、中法大学等高等学府，大批学者、学子到隆福寺逛书店，使此地的书市进入“黄金时代”。一些学者还和书肆老板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他们相互交流图书知识，使书肆的文化含量大大增加。胡适先生曾对他的北大弟子说：“这儿距隆福寺很近，你们应该常常去跑跑，那里书店的老掌柜懂得并不见得比大学生少呢！”
隆福寺的书市，也是由小到大一年年发展起来的，它起源于当时的庙会。乾隆朝大学士李文藻曾著文说：“城内隆福寺街，遇会期多有卖书者。”但是当时“散帙满地，往往不全而价低”。到了清末时，隆福寺的书肆渐多，出现了“每暮必载书满车回寓”的可喜局面。尔后西单商场、东安市场出现的书社，名字也雅，如佩珊、瀛贤、文光楼等，与琉璃厂、隆福寺一样古色古香。
杂货铺多用义、顺、隆、兴
旧北京商号并非全喜欢用文雅、古朴的字句做店名，以经营生猪买卖、加工的猪店对此兴趣不大。因为与他们打交道的多为农民养猪户，字号的名称太典雅，反而适得其反，不如因俗就简，起些好识别、好记的字号更妙。旧时，东四西大街（旧称猪市大街）有贩猪行店54家之多，大多以店主姓氏为店名，如蒋二店、杨三店、高八店、邳五店、许大店、郭九店等等，还有靳李店、丁张店、岳王店、辛杨店、史胡店、苏张店等等。不用说，这些是两个姓氏的人合伙开的店。
猪店的伙东往往是一人，或是兄弟店、叔侄店和父子店，不像其他行业有太多的清规戒律，只是一味地做生意，养家糊口而已。猪市大街猪店的经营者多为山东掖县（今莱州）人，他们为人豪爽，不大计较店名的雅俗。经营熟肉的店铺多称为“号”和“局”，有些字号名称虽然不直白，但俗气难免，如永兴号、东兴号、福兴号，并且也有豆蔡局、豆田局等。有些熟肉店因经营卤鸡、卤鸭和酱肉规模大了，被称为盒子铺，也在店铺名称中加入文化色彩，像当年东四的普云楼、正阳楼和庆云斋、宝元斋、天福斋、云香斋等就是例子。
老北京商店铺户在起名时，颇费心机，因而形成了一些规律，像当铺多用当字，京城有大小当铺每家都冠以“当”字，如通盛当、谦和当、长盛当等等。“当”字是行业的统一名称，但“当”字的前二字，则有文章可做，像天丰、同顺、福和、广德、裕民等不断出现在当铺的字号上，殊不知开当铺者绝非是它所标榜的那样“裕民”、“公兴”。
卖油盐酱醋的小杂货铺，大多是些小本经营者，但追求文化的风气不减，诸如广聚隆、庆丰泰、德盛魁、鼎丰和、和兴公、德恒泰等，都属此例。这些小杂货铺、小副食店的取名，多倾向于义、顺、恒、隆、兴等字样，用这些字句来表达得淋漓尽致。
京城有些店铺的字号起得十分古朴但实在有些怪异，让人一时不知其字号是干什么的。在东华门附近有一家字号叫同泰石的，光看字面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其实是一家干果杂货店。卖干果杂货者，多为山西人，晋人会经营且颇为精明，故山西人所开的店铺多冠以“晋”字,如，在崇文门外三里河有晋隆泰、安定门大街有晋华春、兴隆街有晋川永、观音寺街有晋义永等等。这种在字号中用自己的省名的，山西人最多，足见晋商的家乡观念之强。
糕点行业在北京是个大行业，它们称糕点铺或饽饽铺，其店名则喜欢用“斋”字，芙蓉斋、九龙斋、瑞芳斋、正明斋、聚庆斋等，都是有名的百年老店。甚至于一些卖豆汁的也用上了“斋”字，“豆汁何”开了月兰斋、“豆汁徐”开了正源斋等，卖酱牛肉的月盛斋用斋字，则不足为奇了。
北京还有一些老店铺名字很特殊，其中不少还有些典故和轶事，如都一处（烧麦馆）、一条龙（羊肉馆）、醉琼林（酒馆）、碎葫芦（饭庄）等等。功德林、居德林，乍一听是佛教内容的名称，而用在店铺名称中，却颇有新意。这两家都是卖素食的。
纵观北京的店铺名称，内容丰富得很，而且影响很大，甚至于在20世纪初有大批洋商来京开店时，取名也用喜闻乐见且有吉祥、兴盛意义的商号名称。像英商的怡和洋行、通济隆洋行、福和洋行；美商的茂生洋行；法商的万隆洋行等，如果去掉洋行二字，会以为是中国人自己的买卖呢！
老字号牌匾乃一绝
北京街头老字号的牌匾，乃中华一绝，因为它多出自名家之手，故被人称为街头书法艺术的瑰宝。
牌匾的字出于何人之手与店的名称一样，标志着店主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和文化意趣，因此，京城的商号特别重视牌匾的书法及书写人。传说历史最久的老牌匾是明代杨椒山所书便宜坊烤鸭店的牌匾。杨椒山是明代爱国志士杨继盛（字仲芳）的号，在嘉靖年间因弹劾奸相严嵩“十大罪状”而惨遭杀害。
牌匾传闻最多的当属六必居酱园、鹤年堂药店和都一处烧麦馆。按市井传说，六必居的牌匾出自明嘉靖年间奸相严嵩之手。但是，1965年邓拓从六必居旧存档案考证，六必居开业时间是清朝康熙年间，而不是后人传说的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邓拓素以治学严谨而在学界享有盛誉，他的《燕山夜话》即是极好的佐证。如果六必居果真开业于明嘉靖九年，也不会找严嵩写匾，因为当时严嵩在南京供职，而且还是个知名度不高的人。
鹤年堂是家老中药铺，因店址离严嵩府第很近，便有人说这家药铺的匾出自严嵩之子严世蕃之手。也有人说鹤年堂三字出自严嵩之手，原为他家厅堂的匾额等等。鹤年堂药店开业于嘉靖末年，当时严氏父子的罪行已公布于世，药店用奸人写的匾，是不可思议的事。严嵩的书法苍劲厚朴，独具一格，后人多有效仿，基于此因，方有了六必居和鹤年堂的“牌匾公案”。
都一处是家小烧麦馆，它的匾来头更大些，传说是乾隆皇帝所书。当然，这亦是子虚乌有的事。乾隆是个风流皇帝，颇喜舞文弄墨，但他绝不会在祭祖、敬神的年三十之夜“微服私访”，因这不符合清朝皇室的“祖制”。况且，清代从未有过皇帝“微服私访”的事，他们“下江南”都是大张旗鼓、浩浩荡荡。说都一处的匾是乾隆所书，只能当个民间故事听，万万不可当真。
北京文人荟萃，书法家亦多，因而留有的墨宝很多，并未因有皇帝、宰相的介入而减色。北京保留老匾最多，而且书法艺术造诣最高的是琉璃厂这条文化街。《春明古迹小识》一书说：“旧都琉璃厂各商店之匾额，皆系名家所书，字体不一，极尽琳琅壮观之致。”在《琉璃厂小志》中，列举了87家店铺匾额，在清末的《朝市丛载》中，也列举37家之多。其中仅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写的就有五块，即茹古斋、尊汉阁、宝古斋、赏奇斋、秀文斋。
除翁同龢外，清代著名书法家宝熙（悦古斋匾）、克勤郡王（德宝斋匾）及乾隆朝的梁诗正、潘祖荫、那彦成、阿克敦布等人都曾在琉璃厂留下了墨迹。近代的名家也不甘寂寞，如曾国藩写了龙威阁藏书处匾额；梁启超写了藻玉堂书店匾额；戴月轩笔铺出自徐世昌之手；长兴书局的匾系康有为所书等等。
琉璃厂的牌匾，后人评价极高，称：“尤以茹古斋、松华斋、清秘阁、松古斋等匾额为精彩。”人们称翁同龢写的匾额“浑脱潇洒，老气横秋”，称为松华斋写匾的徐颂阁的字体“圆润紧凑，超然绝俗，循其笔迹，系宗多宝塔，而运笔浑脱过之”。写清秘阁匾额的是阿克敦布，对他的字，人们评价更高，说他写的匾额“神气十足，结构精密，似脱胎于九成宫，然运笔潇洒过之”。
琉璃厂饱经沧桑，大多数牌匾也不存在了。令人欣慰的是，当代著名书法家郭沫若、启功、赵朴初、吴作人、李可染等等，又为一些店铺题写了新的匾额，而这些新匾额与老匾额相比，毫不逊色，一样“尤足珍贵绝伦”。
北京街头店铺的牌匾，是我国书法百花苑的一部分，它表现了中国商业文化的特色，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内涵。繁多的名人名家牌匾，成为首都重要的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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