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是首都功能核心区,是北京皇城文化和京味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区域。区域内历史遗存众多,文化底蕴深厚。截至2018年5月,共评选出东城区级非遗名录项目188项(国家级31项、北京市级61项),拥有代表性传承人271人(国家级49人,北京市级87人)。
安宫牛黄丸传统制作技艺
同仁堂有十大名药,排在第一的就是安宫牛黄丸。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同治八年(1870年),处方源自吴瑭《温病条辨》(1798年),是“温病三宝”之一,是“凉开”的代表方剂,主要功能是清热解毒、镇惊开窍。主治热病,邪入心包,高热惊厥,神昏谵语,用于中风昏迷及脑炎等见上述证候。临床疗效确切,对患者确有“起死回生”的作用。是中医急、重症用药。
在现代临床应用中其应用范围从内科危重症扩展到外科、儿科、五官科和皮肤科等临床多科疾病;应用方法也从内服扩展到点舌、灌肠等方法,均有很好的疗效,体现了中医理论在现代社会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同仁堂安宫牛黄丸治病救人的例子举不胜举,是中国传统中药中疑难重症的特效药。
2014年,安宫牛黄丸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北京宫灯
在北京前门外有一条叫廊房头条的胡同,现在虽然看上去和其它胡同没什么两样,但清末民初的时候,这里却是有名的“灯笼街”,胡同两旁排列着文盛斋、华美斋、美珍隆、秀珍斋等十几家专门制作和经营宫灯的灯笼铺。北京城里和那些外省的人想要灯笼,都要到这里来办货。
宫灯以前是皇家用品。明代永乐年间,皇帝迁都北京。修建故宫时,征调了全国各地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为宫廷制造灯具。皇家御用,使制灯这一古老的传统工艺大放异彩。在故宫里至今还留存着大量造型各异、制作精美的木制宫灯。
宫灯既是一种照明用具,又是建筑上的装饰艺术品。根据使用方式的不同,分为室内和室外两大类。用于室内的有悬挂于室内顶棚的带珠穗流苏的挂灯,置于桌案上的玲珑秀丽的座灯,长柄有座直立地上可以移动的戳灯;用于室外的有悬挂于大门口的庄重大方的风灯,便于手持移动的把灯,引路照明的提灯,还有各式各样的壁灯。
清朝末年,皇家的宫灯制作技艺传入民间。在电力照明尚未普及的年代,既有使用价值又有装饰美化作用的宫灯,受到人们的青睐与喜爱。很多商人和有钱的人家,都以能拥有这种曾经为皇家拥有的灯具为荣。一些当年为皇家服务的工匠或自己开店,或投身商家,开始为民间制灯。廊房头条的灯笼街就是这时候形成的。以文盛斋为首的灯笼铺,买卖都十分兴隆。1915年,文盛斋制作的宫灯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出,获得了金奖,更加名声远扬。
传统的六方宫灯因有六个对称的面而得名,其造型和结构是从明清两代流传下来的,具有一定的规格。宫灯的制作过程比较复杂,全部制作工艺完成大概有近百道工序。其间除大块木料的处理用机械加工外,其他工序全部是手工完成,尤其灯架与灯扇之间的榫卯连接是北京宫灯的制作特点,也是宫灯的手工艺价值之所在。
北京木制宫灯艺术,以其华美的生活装饰性、多彩的视觉欣赏性和照明上的实用性,在异彩纷呈的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
天安门城楼上,颐和园中,还有北京很多著名的宾馆饭店,如:北京饭店、北海仿膳饭庄、钓鱼台国宾馆等,都悬挂有北京市美术红灯厂制作的传统宫灯。北京市美术红灯厂还承接了日本天皇花园古建、前苏联的莫斯科北京饭店、扎伊尔议会大厦等国外客户特别订制的宫灯。这些造型各异、华美绚丽的系列宫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古老技艺。
2008年,北京宫灯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马元良被命名为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赵树昌被命名为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10年,郭燕青、翟玉良被命名为区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北京绢花
北京绢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北京绢花古称头饰花,汉族传统手工艺品之一,也称“京花”, 是以丝、绸、缎等为原料,经凿、染、握、攒等多道工序制作而成的传统美术表现形式。以其造型优美,做工精细,色泽悦目,谐调、柔润,形象逼真而名扬中外。
绢花源始于唐代,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相传,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杨贵妃左鬓角上有块伤疤,每天都要让宫女们采摘鲜花戴在鬓角上。但是,到了冬天,鲜花凋谢。一个心灵手巧的宫女用棱、绸做成假花献给贵妃。后来,这种“头饰花”传到民间,盛行一时,逐步发展成独具风格的手工艺品“绢花”。
北京绢花是用高级纯丝制作成的,分绢枝花和绢盆花两大类,绢枝花色型各异,无一重样。
北京料器
北京料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料器以硅酸盐和各种贵金属添加剂制成的料棒为原料,在炉火上施艺制作出成品。料器在北京由宫廷到民间,已有六百多年历史,具有浓郁的北京特色。
北京料器在制作中没有图稿、没有模具,整个制作过程艺人凭借镊子和剪刀等工具,在高温火中施艺即兴创作完成,一次成形,被称为“炉火中的雕塑”。每一件成品都独具特点,创作出的鸟兽、花果、人物等品种做工精细、莹润剔透、色彩斑斓、绝不雷同,其仿玉、仿水晶、仿青铜器等作品几乎可乱真,令人叹为观止,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北京玉雕
北京玉雕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据传,北京玉雕的祖始是元代时大名鼎鼎的道人邱处机。现陈列在北京北海团城的中国现存最早、最大的玉器制品“渎山大玉海”就出于元代。
清朝衰亡后,大量宫廷玉器匠师转向民间,在北京花市、崇文门、前门外一带开设了许多大小不等的玉器作坊。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重视手工业发展,把北京手工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产业。通过合作社形式把艺人们组织起来,对行业实行产品统购统销,原材料优先供给政策,使过去漂泊的艺人有了稳定职业和安定的生活工作环境,老一辈师传手艺得到充分发挥,在玉器各个品种的门类上,技艺高手脱颖而出,艺术流派纷呈。
2008年北京奥运奖牌、奥运徽宝都是北京玉雕不断创新发展的代表作品。
北京扎燕风筝制作技艺
北京扎燕风筝分为“扎、糊、绘、放”四道工艺,每一道工艺又包括若干小工序,大大小小加在一起需要进行二十几道工艺流程。
北京扎燕风筝具有拟人化的特点,其家族成员有肥燕、瘦燕、比翼燕、半瘦燕、小燕、雏燕六种。“铁肩高耸凌云志,一展遐龄可齐天”的肥燕喻壮年成熟之男子。“红巾一幅缀素锦,酥胸双凸柳腰纤”的瘦燕喻未婚窈窕之淑女。“比翼双燕子,同命相依依”的比翼燕喻恩爱夫妻。“世事未谙多棱角 ,胸怀坦荡喜争雄”的半瘦燕喻英姿气盛之少年。“眉开眼里含笑,黄口呢喃学话”的雏燕拟作胖娃娃。
北京扎燕风筝具有观赏性、科学性、娱乐性、健身性,更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在历史、文化、艺术、民俗等方面都有研究价值。
便宜坊焖炉烤鸭技艺
焖炉烤鸭的特点是“鸭子不见明火”。“焖炉”炉身用砖砌成,烤鸭子之前,需把秫秸等燃料放炉内,点燃后将炉膛烧至适当的温度,将其灭掉,然后将鸭坯放在炉中铁罩上,关上炉门,由炉内炭火和烧热的炉壁将鸭子焖烤而成。因需用暗火,所以要求具有很高的技术。温度过高,鸭子会被烤糊,反之则不熟。烤好的焖炉烤鸭呈枣红色,外皮油亮酥脆,肉质洁白、细嫩,口味鲜美。全国做焖炉烤鸭最出名的当数北京的便宜坊。
便宜坊在明朝的时候有了自己的第一家店。明嘉靖年间,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到这里品尝过烤鸭后,为小店题写了“便宜坊”牌匾。此后,便宜坊名声远播。1956年,鲜鱼口“便宜坊”实现公私合营,成为北京市唯一一家正宗的“焖炉烤鸭”店。
2008年,便宜坊焖炉烤鸭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雕漆技艺
雕漆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雕漆是把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厚度,再用刀在堆起的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纹的技法。雕漆主要工序为雕,主要原料为漆,故名为雕漆。需要经过设计、制胎、涂漆、描样、雕刻、磨光等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着漆逐层涂积,涂一层,晾干后再涂一层,一日涂两层。涂层少者几十层,多者三五百层,然后以刀代笔,按照设计画稿,雕刻出山水、花卉、人物等浮雕纹样。
李志刚大师设计制作的作品曾在国内外多次获奖,并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国礼,赠送给参会各国元首及配偶。
东来顺涮羊肉制作技艺
北京东来顺饭庄始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原址在老东安市场北门。创办人丁德山,原在此经营粥铺。后来,东安市场失火,粥棚被焚。他重建了三间瓦房,开始经营“东来顺羊肉馆”。为招揽生意,东来顺特别用重金从前门外正阳楼饭庄挖来一位刀工精湛的名厨,主理涮羊肉。这位切涮羊肉的高手对羊的产地、用肉的部位、切肉的手法都有独到之处,切出的羊肉片,铺在青花瓷盘里,透过肉能隐约看到盘上的花纹,形成了看东来顺师傅切肉一景。
东来顺一直保持老北京涮羊肉习惯就是用铜火锅烹食。同时东来顺又根据民族特点开发创新,推出了更加高贵典雅的景泰蓝火锅,增添了亮丽的艺术氛围。东来顺使用的炭为机制炭,燃烧时间长,无污染。
2008年,东来顺涮羊肉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都一处烧麦制作技艺
烧麦看上去就像是一种不封口的包子,但做起来十分复杂。老师傅都说:“稍梅好吃难和面,皮薄包馅打花难”。古人将烧卖也称作稍梅、捎卖。做烧麦皮时,要把揉透的面团用走锤擀成波浪式花纹的荷叶边或麦穗花边。烧麦馅要用鲜肉配葱姜等佐料搅拌,形成红、白、绿相间的颜色。包时,馅儿要露在外面,口轻捏成石榴嘴状。蒸熟的烧麦出笼时,形雪白剔透,晶莹通明,皮薄如蝉翼,柔软而有韧性,鲜香四溢。做烧麦最出名的当属北京的都一处。
都一处之所以出名,跟“乾隆赐匾”的传说有很大关系。当年山西人王瑞福为谋生,在前门大街上开了家没名的酒铺,因为店外挂了个葫芦做幌子,被人叫做碎葫芦。王瑞福早开门晚关门,生意做得很实在。这年,乾隆皇帝由通州私访回来已经是大年三十的晚上,别的店铺都已关门过年,只有王记酒铺还在开门营业。乾隆和随从进店点了几笼烧麦,食后赞不绝口。乾隆问王瑞福这个酒店叫什么名字,王瑞福说小店没名。乾隆听了听外面的鞭炮声,很感慨地说:“这个时候还开门营业的,京都只有你们这一处了,就叫‘都一处’吧!”几天后,几个太监送来一块“都一处”的蝠头匾,说是乾隆御笔赏赐的。这一下,王瑞福的酒铺可出了名了。很多人都来都一处看匾、吃饭。碎葫芦也就改叫了都一处。
乾隆赐匾后,王瑞福将乾隆坐过的椅子用黄绸子围起来,名曰:“宝座”,不许别人再坐,像供神一样供起来。从大门至上楼处,因乾隆走过,这条甬路不得扫地,以留遗迹。因天长日久,行走带进的泥土越来越高,形成一道土埂,后被称之为“土龙”,这条“土龙”在清代被列为北京城的“古迹之一”,和永外“燕墩”齐名。清朝《都门纪略·古迹》记载“土龙在柜前高一尺,长三丈,背如剑脊”。清嘉庆24年(1819年)苏州文人张子秋,慕名到都一处,酒饭后写到“都一处土龙接堆柜台,传为财龙”。并写下诗句:“一杯一杯复一杯,酒从都一处尝来。座中一一糟邱友,指点犹龙土一堆。”
1956年公私合营后,都一处营业面积比过去扩大很多,以经营烧麦名扬四海。
都一处烧麦的制作越来越讲究,应时当令,花样增多。春季有春韭烧麦,夏季有西葫芦烧麦、素馅烧麦等;秋季有蟹肉烧麦;冬季有猪肉大葱烧麦,还有虾仁、海参、玉兰片三鲜烧麦。品种繁多,质量上乘的四季烧麦吸引了众多食客。2000年,都一处烧麦获“中华名小吃”称号。
2008年,都一处烧麦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吴华侠被命名为区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古代钟表修复技艺
中国最早是用立竿见影和日晷等方法粗略估算时间的。东汉时期张衡利用漏壶原理,用水作为动力系统,制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机械计时器,称“漏水转浑天仪”。元明时代郭守敬设计制作的大明颠灯漏和元朝末年元顺帝自制的宫漏已接近现代钟表。
清朝时期已经有了使用机械钟表作为计时器的历史,那时的钟表主要出自清宫做钟处和广州的民间钟表作坊。清宫内做钟处,主要是依据皇帝的各种旨意与想法制作各种各样的钟表,是面向帝王服务的机构。做钟处的前身是康熙时期的自鸣钟处。康熙皇帝自幼爱好天文数理,对钟表也有极大的兴趣。他下旨在内务府造办处成立自鸣钟处,从全国各地招收钟表技师,进行严格培训,提高他们的制作与维修保养技术,并试图尝试创造有自己特色的钟表。
清宫做钟处到乾隆时期达到鼎盛。现故宫所藏清宫做钟处的古钟表大多数是标有“乾隆年制”款识的。乾隆皇帝特别喜欢奇巧的钟表,所作钟表主要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钟表的材质,一般多是用华丽而昂贵的木材作为钟表的外套,雕刻各种花式与装饰物;其二是钟表的造型设计,主要是依据宫廷建筑为模型,把它成比例的缩小为钟表外套。在设计御制钟表的表盘时,主要材质是珐琅和铜镀金,以皇家的黄色为主题,正中间刻有“乾隆年制”四字。
宫中修复钟表的绝活已延续了三百多年。造办处制钟业鼎盛的乾隆时期,皇家生产的钟表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嘉庆以后制钟较少。到了道光三十年,还有匠役63人,。他们主要从事钟表制作与修复的工作,光绪年间做钟处有孔、蒋二位师傅。1924年溥仪出宫后,做钟处结束其使命,但有些人仍在宫中从事古钟表的保养与修复。
1925年故宫博物院刚成立,古钟表的修复工作也在继续。1988年文保科技部成立时,徐文麟作为第一代传承人将古钟表研究与修复技术传承下来,先后培养了徐芳洲、白金栋、马玉良和陈浩然4位学生。马玉良先后收秦世明、王津和齐钢为徒,他们属于第三代传承人。2000年后,亓昊楠作为年轻一代,继续传承古钟表修复技术。
2014年,古代钟表修复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
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是我国一项重要的传统手工技艺。中国书画的主要载体纸张、绫绢质地脆弱,除本身容易老化外,在过去还时常受到兵火战乱、自然灾害等的影响而发生损坏。因此,临摹古代书画珍本,成为传承中国古代书画艺术、传承中国古代书画技法的重要手段。
临摹复制以中国古代绘画技法为基础,完全利用传统工具(笔、墨、纸、砚、绫绢等)和传统中国画颜料通过特有工序(勾稿,落墨,着色,做旧,题款及印章的摹制等)对中国古代书画真迹进行临摹复制。所摹作品在最大程度上接近原件。
椐历史文献记载,唐初,皇家设立掌理秘书图籍的官署“集贤院”,大规模地进行研究和临摹古书画的工作。宋代以后,随着绘画艺术的发展,书画临摹的风尚也随之更加普遍。特别是明清以来,临摹书画之风更盛。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书画艺术品进入社会经济领域,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人们由于利益的驱使,开始利用特殊的技术进行古书画临摹复制,即古书画“作伪”。民国初期,上海地区集中了一批专以临摹传世名画作伪的书画临摹高手,成员主要有谭敬、汤安、金仲鱼、郑竹友、胡经等等。他们制作赝品书画分工合作,或绘画、或写字、或摹刻印章、或装裱作旧,所摹作品惟妙惟肖,几乎可以乱真,现在包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很多博物馆还收藏有他们临摹的作品。与此同时,北京、天津画坛也出现了一批绘画高手,其中包括“湖社画会”的陈林斋和著名女画家冯忠莲(陈少梅之妻)以及专门临摹书法印章的金禹民。
1949年后,故宫博物院成立文物修复工厂,聘请金仲鱼、郑竹友、冯忠莲、金禹民、陈林斋等大师进入故宫,临摹故宫收藏的国宝级书画文物。作品包括冯忠莲摹《清明上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金仲鱼摹赵佶《听琴图》、郭熙《窠石平远图》、崔白《寒雀图》,陈林斋摹《韩熙载夜宴图》、胡環《卓歇图》、《花竹锦鸡图》等,其中很多摹本已经被作为故宫的文物进行收藏。
这些大师在故宫传承技艺,培养了包括刘炳森在内的一批书画临摹大师,为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贡献。
2011年,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祖莪被命名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
装裱修复技术是我国独特的传统工艺。中国传统书画大多是用墨色作于纸、绢上,经过装裱之后加以收藏。由于其材料的特殊性,十分难以保存。装裱修复技术便成为中国传统书画得以流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书画装裱对于保存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与展现独特的民族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众多珍贵的书法、绘画等,能够幸存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装裱的缘故。
书画装裱与修复主要包括:对绘画、书法进行艺术性装饰,对以纸、绢等材料为载体的文献、艺术品的托裱加固,对古代艺术品进行修复等。其完全利用传统手工技艺,以宣纸、绫绢、浆糊、国画颜料为材料,以棕刷、排笔、马蹄刀、水油纸、浆油纸等为工具,通过特有的程序,完成装裱修复。
南北朝宋明帝年间,对书画装裱进行过一次整理,将书画的尺寸做了“以两丈为度”的规定,解决了阅览的不便,使收藏时卷卷相当。同时规定了卷轴的长度,选用轴(头)和织带的标准,使书画的装裱更加趋于美观合理。隋炀帝即位后,将内府所藏书画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品使用红琉璃轴,中品使用绀琉璃轴,下品使用漆轴作为装饰。隋代的书画装裱是从两晋南北朝向唐代过渡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历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唐贞观、开元年间对书画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收集活动。从这时起,书画的装裱变得更加考究。唐代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中,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关于书画装裱收藏的论著《论装背裱轴》。
中国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术至明清时期基本定型,形成以北方为中心的“京裱”与以苏杭为中心的“苏裱”两个流派。清宫造办处专设“裱作”一项,汇集南北高手从事宫廷收藏书画的装裱与修复工作。1949年后,国家文物局将全国书画装裱修复高手请到故宫,专门负责装裱修复故宫收藏的书画文物。张耀选、杨文彬、孙承枝、江绍大、张有年等一批国家级装裱大师,先后修复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展子虔《游春图》、韩滉《五牛图》、马和之《唐风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等一系列国宝级文物;修复了马王堆出土帛画、银雀山出土帛画、湖北出土战国帛画等出土文物。
2008年,中国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术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徐建华被命名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北京故宫)
北京故宫,又称紫禁城,始建于明永乐五年五月(1407年),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营建过程历时约十三年,规模宏大。自始建至今六百余年历史,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木结构宫殿建筑群。
北京故宫作为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的典范,在六百多年的发展变化中,产生了优美的建筑造型,形成了完美的建筑工艺技术。对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的古建筑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北京故宫的营造在秉承江南传统的官式建筑做法的基础上吸纳北方地区建筑传统的特点,使其成为融合南北建筑做法为一身的北方官式建筑,北方官式古建筑基本模式也因此被确定下来。北京故宫营造技艺亦成为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的初始。
这时期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所涉及专业工种,据《大明会典》载,洪武时期定制的有60余种,与建筑营造有关的约20余种,并各有定数。随着明正统、嘉靖、万历,清顺治、康熙、雍正各朝对紫禁城的不断重建、重修,故宫的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在实践中逐渐成熟、完善,各部位作法和施工工序都逐渐形成定式,进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形制严格的宫室营造技艺。
清中、后期由于大量营造活动的开展,尤其是清乾隆时期,对紫禁城大规模的添建、改建、重修,以及后期的维修等,故宫的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在实践中不断融合、发展,原有的一些小工种渐渐变成某一工种的一道工序,各工种工作范围稍有扩大,工种类别相对集中。到了清代晚期营造业形成了八大作:瓦作、木作、石作、搭材作、土作、油漆作、彩画作和裱糊作,简称为“瓦木扎石土、油漆彩画糊”,这种类似工种的分类一直沿用至今。北京故宫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也是以这“八大作”的内容为主要代表。
纵观明清两代,工匠都有相对稳定的方式和组成服务于紫禁城,他们或被动或主动的承担起了传承古建筑营造技艺的责任。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廷瓦解,民国政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一系列历史巨变。昔日的紫禁城——故宫,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辉煌不在,人去楼空、疏于管理,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也因此随匠人们失落民间。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故宫作为一座博物馆才成立了一支自己的古建筑施工队伍(工程队,后改称古建修缮中心),专门负责故宫内的工程项目的实施,并在实践中重拾故宫官式古建营造技艺,使之重放光彩。
2008年,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北京故宫)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李永革、刘增玉被命名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金漆镶嵌髹饰技艺
金漆镶嵌是中国传统漆器的重要门类,已有数千年历史。北京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漆器产区,尤其是元代油漆局、明代果园厂、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等皇家御作,都为漆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金漆镶嵌髹饰技艺从师传系统、工艺技法到艺术风格都直接传承和发展了明清宫廷艺术,形成了古朴典雅、端庄华贵、富丽堂皇、品类繁多的北京风格,在祖国的工艺美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
其工艺包括镶嵌、彩绘、雕填、刻灰、断纹、虎皮漆等。镶嵌类层次清晰,玲珑剔透;彩绘类色彩艳丽,灿如锦绣;雕填类线条流畅,富丽堂皇;刻灰类刀锋犀利,气韵浑厚;断纹类给人以饱经沧桑之感;虎皮漆类五彩斑斓,又似天然成就。
京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
京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是在明、清宫廷家具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于帝王审美趣好的变化,宫廷家具逐渐追求厚重的造型、庞大的体形和宫廷陈设效果。纹饰吸收了夏、商、周三代古铜器和汉代石刻艺术的有机营养,广泛使用祥瑞题材,并以各种龙凤纹样巧妙装饰,形成了雍容、大气、绚丽、豪华、繁缛的京作硬木家具风格,被誉为家具中的“官窑”。
清末民初,许多为宫廷服务的工匠流落民间,聚居在崇文门外东晓市鲁班馆一带,形成京作硬木家具制作的聚集地。清同治年间龙顺成在此创立,1956年公私合营后,龙顺成联合多家硬木家具作坊,成立了北京市硬木家具厂,1993年改名为龙顺成中式家具厂,将京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传承至今。
京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复杂,选用贵重木材,运用榫卯结构,所有连接处不施一钉。庄重典雅的造型以及细腻美观的雕饰,使之具有绚烂华贵的特点。根据北方地区气候干燥的特点,使用独特的京作烫蜡工艺,在对木材起到保护作用的同时,又充分显示出木材的自然美。
景泰蓝制作技艺
景泰蓝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景泰蓝又称“铜胎掐丝珐琅”,因制作工艺成熟于明景泰年间且逐渐兴盛,故称为“景泰蓝”。景泰蓝的制作是以金、银、铜为主要原料,工艺精细复杂,大小工序共有设计、制胎、掐丝、烧蓝、磨光、镀金等几十道,综合运用了青铜、烧瓷、绘画等多种传统技艺。在明清两代,御用监和造办处均设有专为皇家服务的珐琅作,北京民间的珐琅作坊也十分普遍,景泰蓝制作技艺因此得到较大的发展。
景泰蓝作品浑厚凝重、富丽典雅,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美感。景泰蓝经常作为“国礼”馈赠外宾,如:2014年北京APEC峰会、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不仅让世界人民加深对于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了解,也促进了与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剧装戏具制作技艺
从前门大街过珠市口,往路东走一点,就到了北京有名的戏装一条街。这条街上从事戏装生意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但最有名的还是要说这条街最北端的北京剧装厂。
剧装戏具分为衣、盔、杂、把四箱,是中国传统戏剧表演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唱戏演员穿的剧装,那就是演员的第二条命。剧装是参酌我国传统日常生活服装样式,经历代代艺术家的提炼、概括、美化、装饰,形成的一整套类型化、程式化的专用服装,具有可舞性、装饰性、观赏性的特点。剧装为表演服务,有助于表演动作和舞台色彩的美观,超越时代、季节的限制。经过长期的发展,剧目中角色的装扮形成固定模式,人物身份、职位、年龄的装扮,在式样、色彩、图案上都有严格的区分,使熟识的观众一眼就能认出是某出戏中的某一角色。
人们爱看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李万春等名角的戏,可要是没有身上穿的戏装,戏里用的道具,那多好的角、多好的戏,也难得出彩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贵妃醉酒》中梅兰芳饰杨贵妃所穿的宫装、古装、腰包,程砚秋的全箱戏剧服装,都是由北京剧装厂里的老师傅们设计、制作出来的。
剧装中的盔头一项,其制作工序就有:打袼褙、喷花纹、镞活、拼活、掐丝、贴里子、刷底色、沥粉、刷清漆、贴金、走金、点绸、承装等13道之多,可见其复杂程度。点绸工艺原称为“点翠”。翠即翠鸟,系一种生存于广东一带的水鸟,全身为翠色(蓝色)。“点翠”时只摘取其脖子及翅膀处的细毛使用。后翠鸟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严禁捕杀,“点翠”也随之改为“点绸”。
1958年前,北京做剧装戏具的都是各干各的。公私合营时,两个京绣合作社(其中一个位于原崇文区,另一个位于原东城区)和部分肖村、李村的绣工合并,成立了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国有剧装戏具制作企业——北京剧装厂,使得当时行业内的顶尖高手几乎全部云集在北京剧装厂。北京剧装厂制作的戏装多次在全国评比中获奖,袁世海、张君秋、梅葆玖、张学律、刘长瑜等多位京剧大师的戏装都是出自北京剧装厂。近年来,《天下归心》、《袁崇焕》、《赤壁》等多部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京剧中的服装都出自北京剧装厂。
2008年,剧装戏具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孙颖被命名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10年,张颜被命名为区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葡萄常”料器
“葡萄常”料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清光绪二十年的农历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生日。颐和园的德和园大戏楼前摆满了文武百官进贡的寿礼。慈禧在看寿礼时,发现其中有一架3米多高的葡萄。一串串挂着白霜的紫葡萄垂在架上,让人看着眼馋。慈禧让太监们给她摘一串下来尝尝。太监告诉慈禧这葡萄是假的不能吃。慈禧不信,等拿到手上一看,见还真是假的,一下乐了出来。慈禧叫把做葡萄的人传进来见见,还赏了他一块匾,并赐名常在,他就是葡萄常的创始人。
解放后,常家五女恢复“天义常”字号。1952年,在北京天坛举行的物资交流大会上,她们做的玻璃葡萄被人们称为巧夺天工,国内外的销路很快打开了。这次活动让人们再次领略了“葡萄常”绝活儿的魅力,不少报纸报道了常氏五女的绝活儿,“葡萄常”又一次名扬中外。
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
青铜器是由青铜(红铜和锡的合金)制成的器具,诞生于人类文明的青铜时代。中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各地青铜器中艺术价值最高。由于青铜器完全是由手工制造所以没有任何两件是一模一样的,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青铜器在2000多年前逐渐被铁器所取代。
青铜器的修复、复制技术萌芽于春秋时期。《吕氏春秋·审已篇》、《韩非子·说林》等书篇中,均记载了鲁国向齐国进献“赝鼎”(复制品)的经过。宋代、元代仿制古代青铜器成为风尚,杭州、苏州等地出现了颇有名气的仿古青铜器作坊。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内有专门机构负责清宫收藏青铜器的修复、复制工作,这项技术不断完善,日趋成熟,形成了一套工艺规范的传统手工技艺。中国传统的青铜器修复行业在此时确立了四大流派:北京派、西安派、苏州派和潍坊派。在这些流派中以京派影响比较大,先后出现了一批名师高徒,技术上自成一体。
故宫保存的中国青铜器传统修复、复制技术是以京派(古铜张派)为基础的一项传统手工技艺。1952年,以京派古铜张派赵振茂为首的青铜器修复专家进入故宫博物院,开始利用传统工艺修复、复制青铜器文物。几十年来,这些专家修复、复制各类青铜器文物上千件,为我国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做出重要贡献。
传统青铜器修复技术主要包括整形、拼接、补配、粘接(焊接)、加固、作旧等工序,有时还会涉及到去锈、烫蜡(表面封护)等工作。每项技术都有自己的操作规范,都要根据青铜器的具体损坏情况选择应用。传统青铜器复制技术包括制作模具、翻模铸造、錾刻花纹、打磨作旧等工序,每道工序都有很高的技术难度。建国以来,故宫博物院利用传统青铜器修复、复制技术修复了立鹤方壶、班簋、司母辛鼎、马踏飞燕等一大批国宝级文物,复制了格伯鬲、面纹觚、兽面纹瓿、鸢租辛卣、西周牛尊、西周荣簋等一系列重要文物。
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术是我国特有的传统手工技艺,它的产生与发展,对于延续我国四千年的青铜文化、保护我国古代灿烂的物质文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11年,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王有亮被命名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
全聚德挂炉烤鸭以其皮层香酥、肉质鲜嫩、色彩鲜亮、气味芳香的特色蜚声中外,被列为北京特产之首。挂炉烤鸭比焖炉烤鸭晚出生了好几百年,但发展到今天名声却大过了焖炉,这主要是因为有了一个全聚德。
位于前门大街上的全聚德烤鸭店,始建于清朝同治三年(1864)。创始人杨全仁从河北到北京谋生,在前门外护城河边喂养鸡鸭,沿街叫卖。1864年,杨全仁用多年积蓄,盘下了位于前门外肉市胡同濒临倒闭的“德聚全”干鲜果铺,先做活鸡活鸭生意,后看卖烤鸭更赚钱,便开始制作熟鸡熟鸭出售。他请从清宫御膳房包哈局出来的孙师傅掌厨,运用宫廷挂炉烤乳猪的技艺来烤鸭子,创制了挂炉烤鸭。到20世纪30年代,全聚德坐上了京城烤鸭行里的第一把交椅。
周恩来总理生前曾27次光临全聚德,并留下了“烤鸭外交”的佳话。
一次席间,外宾问周恩来“全聚德”三个字的含义。周恩来解释说:全聚德三个字是中国汉字里最美好的三个字,表示“全而无缺,聚而不散,仁德至上”。从此,这三句话便成为了全聚德集团的店训。
全聚德挂炉烤鸭选用的是优质北京填鸭。这种鸭子肉质丰腴,非常适宜烤制食用。喂养鸭子所用饲料完全是不添加任何催生剂的绿色天然饲料。
全聚德挂炉烤鸭用的炉体用耐火砖垒制,炉口呈窑洞状,不安设炉门。燃料采用烟少耐烧的果木劈柴。鸭子入炉烤制40分钟左右。成熟后呈光亮的枣红色,皮酥脆而肉鲜嫩。
全聚德挂炉烤鸭的吃法也很有讲究。用筷子夹起片好的鸭肉片,蘸上少许甜面酱,配上葱丝或黄瓜条,可卷在荷叶饼中食之;也可将鸭肉蘸上甜面酱,同葱丝一起夹在空心芝麻烧饼中食用,酥香鲜嫩。
目前,全聚德烤鸭有片片儿、片条儿和皮肉分吃三种片法,配荷叶饼或空心芝麻烧饼,佐以大葱、甜面酱、蒜泥、白糖食用。其中片条儿的片法据说是根据周恩来总理提议改进的。
有一次,周总理在给外宾示范烤鸭的吃法时,发现用圆形鸭肉片放在荷叶饼里卷起来不方便,认为不如将鸭肉片成长条形。送走外宾后,周总理就向全聚德厨师提出了这个建议,随后,全聚德就采用两种片法,即片片儿和片条儿,并把它们分别取名为“杏叶片”和“柳叶条”。
近年来,《天下第一楼》等以全聚德历史为蓝本的影视作品的播出,使全聚德挂炉烤鸭更加老少皆知。2008年,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盛锡福皮帽制作技艺
盛锡福皮帽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老北京人都知道“头戴盛锡福,脚踩内联升”这句话,可见盛锡福的帽子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盛锡福以帽业专家、制帽大王的称号享誉海内外。清乾隆年间,其祖辈制作的产品曾作为贡品,受到乾隆皇帝的喜爱,并赐下黄马褂和御笔亲书的牌匾。
盛锡福的皮帽,一直按照世代传授下来的传统方法进行手工制作,主要采用狐狸、水貂、旱獭、兔皮、羊皮等材料制作。从皮毛裁制开始,道道工序讲究。这些手工工艺具备机械制造无可比拟的优点。
数来宝
数来宝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数来宝是来自民间的口头演唱艺术,是曲艺的一个门类。清末民初的著名艺人有海凤、曹德奎等。曹德奎就是老天桥“八大怪”之一,绰号“曹麻子”。著名艺术家高凤山是曹德奎的弟子,他把“单跪式”数唱,改为站起来表演,是早期数来宝艺术改革的一大成就,被称为“高派”。
数来宝的最大特点就是“三快”,即“眼快、心快、嘴快”,艺人们能随机应变,触景生情,看见什么就能编出来、唱出来。人们喜爱数来宝,还因为它的词句通俗易懂,而且有辙有韵,行内人说那叫“花辙”,顺口就唱,用句老话,叫“顺口溜”。数来宝使用的是击节乐器,俗称 “家伙”,样式繁多,有牛胯骨,撒拉击,三块瓦,霸王鞭,船舷板,七块板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艺术门类的交流融合,现在人们大多将数来宝、快板和快板书统称为快板。2006年,高派弟子李世儒在东城区第二文化馆的大力支持下,牵头成立了“快板沙龙”,由 “快板沙龙”成员表演的“数来宝”——《争当奥运志愿者》,曾荣获“群星大奖”。
天坛传说
天坛传说是在北京城南天坛一带民众中世代相传的有关天坛景物和民俗的口头民间文学。
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清两代帝王在此祭天、祈谷和祈雨。随着时势的变迁、帝王的更迭,天坛传说不断有新的因素添加进来,不绝如缕,形成了一个以天坛为中心的名胜古迹传说故事群,至今流传不衰,是北京本土文化的一支奇葩。
天坛传说包括天坛建立传说、景物传说、民俗传说、坛根儿传说、相关人物传说五个部分,《天坛益母草》,《助修天坛圜丘》、《回音壁》等有关天坛的传说广为流传。天坛传说文化内涵深厚,有历史认识价值、文化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
天坛传说的流传延续模式,基本上属社会群体传承。数百年来,一直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代代相传。有关书籍中也收录有天坛传说的相关内容。清乾隆年间汪启淑著《水曹清暇录》一书中有关于天坛益母草的记载,清道光年间的《鸿雪因缘图记》一书中有《天坛采药》一章,清吴长元著《宸垣识略》中也有对益母草传说的记载。1932年内政部北平坛庙管理所编辑的《天坛纪略》中,收录了有关于天坛传说的记载。旗人金梁所编《天坛志略》中有《镇压风水的七星石》、《甘泉井的天泉》等多篇天坛传说。1957年金受申搜集的《北京的传说》(通俗文艺出版社1957年)中选录了《天坛益母草》、《助修天坛圜丘》、《回音壁》三篇有关天坛的传说。1959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与北京市文联联合组织调查,张紫晨搜集的《天坛天心石》和金受申的《天坛益母草》两篇,收入张紫晨和李岳南编的《北京的传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0世纪80年代,原崇文区文化馆和天坛公园分别采录编辑了《崇文民间文学选编》和《天坛景物传说》。2005年后,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又组织力量新收集采录了一批天坛传说。2012年,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天坛传说》出版发行。
天坛传说有深厚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其体现的 “天人合一”思想,是研究古代哲学的重要参考。2011年,天坛传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同仁堂中医药文化
同仁堂中医药文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同仁堂沿袭中华传统中医药理,严格遵循宫廷制药的质量标准和监控方法,在3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吸收中华文化的精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中医药文化,以特有的药品疗效和诚信经营而享誉海内外。
乐显扬原为清宫太医,本着“可以养生,可以济世者,唯医药为最”的信仰,于清康熙八年(1669 年)创办了同仁堂。其子乐凤鸣接掌同仁堂后,编纂了《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该书汇集了乐家祖传秘方、太医良方、宫廷秘方等共362种,为同仁堂建立起严格的选方、用药、配比及工艺规范。自1723年开始供奉御药,历经8代皇帝,长达188年。
同仁堂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堂训,“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经营宗旨,“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意识,“以义为上、义利共生”的经营理念,“同心同德、仁术仁风”的经营精神,既是中华中医药文化精华的浓缩,也蕴含了丰富的民族精神。
围棋
围棋起源于中国一种古老的桌上游戏。古代传说,围棋是由一位名叫尧的古代部落首领发明的。当时,尧的儿子丹朱不肖,尧就发明了围棋这种寓教于乐的智力游戏,并将其教给丹朱,希望儿子能因此而变得聪明起来。唐朝人皮日休在《原弈》一书中则说围棋始于战国。他认为围棋是古人用以研究军事用的。
围棋棋盘造型方正,由左右完全对称的纵横交叉线组成。中国古代围棋游戏的棋盘由纵横各十七道交叉线组成,黑白双方共使用棋子289枚。围棋游戏在隋唐时期产生变革,棋盘改由纵横各十九道交叉线组成,黑白双方共使用棋子361枚。围棋的这种棋盘与棋子构成,也形成了围棋的又一起源说,即围棋是古人用来研究天文的。
围棋棋子选用的颜色十分朴素,只有黑白两色。围棋棋子的设置与其它棋类不同,棋子之间完全不存在任何功能或等级方面的差异。
围棋游戏由空枰开局,通常由两个人来玩。参与围棋游戏的对局双方各执一色棋子,黑先白后,每次一步,各方轮流落子于棋盘的交叉点之上。围棋游戏进程中,黑白双方可以在棋盘上任意一个交叉点上落子,随心所欲地进行经营与发展,直至终局。最终在棋盘上围得地盘多者为胜。
围棋不仅是一种有趣的竞技运动,而且是一种高级的思维活动,它广阔、深邃的内涵,已经构成一个独特的文化形态。
清末时,京城里有两位颇有名气的棋手:英星垣、芙卿。英星垣原是一名泥瓦匠,自幼好棋,每日出工劳作时都要带上围棋,在歇工时自己摆盘啄磨。一日,他给当朝大臣孙莱山家修房。孙莱山闻听过英星垣的棋名,让他与自己弈棋,结果连连败北。孙莱山喜其棋才,将他留在府中侍应。后来,英星垣在琉璃厂设棋局谋生。因其棋艺超群,当时流行有“博采以资生计,弈流呼为小英”之句,其名气大噪。芙卿是位棋艺高超的女棋手,到了出嫁的年龄,她提出了“有弈胜吾者,原事之”的条件。当时的围棋名家齐侍郎的儿子、秋航和尚等均是她手下败将。最后一名叫金孝廉的棋手与之下成和棋。芙卿作诗云:“齐大非吾偶,禅心本自空。金兰如有契,白收一枰同。”遂与金成婚,成为一时以棋择夫的佳话。
在历代中国围棋棋手之间,没有个人或家族意义上的历史传承关系。在几千年来的中国围棋历史上,不要说围棋世家,就连父子两人均属围棋高手者都极为罕见。中国围棋的历史文化传承,主要表现为社会性传承:后人站在前辈巨人的肩膀上,棋艺一代更比一代强。
2008年,围棋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吴裕泰茉莉花茶制作技艺
北京著名茶庄 “吴裕泰”始建于光绪13年,原址在北新桥。明清时期,北新桥附近积聚了饭庄、茶馆、绸缎铺、澡堂、书局等各类与百姓生活相关的商铺,是一条著名的商业街。一位从安徽来的人带了点茶叶,在这里摆了个小摊。几年下来,赚的钱让他买了房子,开成了有门面的店铺。1955年公私合营后,吴裕泰茶庄划归东城区副食品公司。后几经变换,至1997年,重新组建的北京吴裕泰茶叶公司再次走进了京城百姓的视野。
吴裕泰的茉莉花茶具有“香气鲜灵持久,滋味醇厚回甘,汤色清澈明亮,且耐泡”的品质风格,广大消费者亲切地将其称为“裕泰香”。吴裕泰各种原茶的加工制作、鲜花窨制、各茶拼配之法,都有一套专用工具及独到的技术。茉莉花茶窨制过程主要是鲜花吐香和茶坯吸香的过程。吴裕泰茉莉花茶的窨制工艺可谓是百年来历代制茶师傅智慧与心血的结晶,它包括九道工艺,其中的每道工艺中都有着传承百年的独门绝技。
吴裕泰窨制茉莉花茶均在夏至到处暑之间采摘,俗称为“伏花”或“夏花”,因为这个时间段内的气温较高,日照充足,生长出的茉莉鲜花香气浓度最高,品质最优,用它窨制的茉莉花茶,香气最为清香宜人。此外,采摘茉莉花的时间也有严格要求,吴裕泰对茉莉花向来有“上午不采、阴天不采、雨后三天不采”的“不采”讲究,这样严格条件也保证了茉莉花头圆、粒大、饱满、洁白、光润、香气浓度高的特点。
经过一系列传统工艺流程加工窨制而成的吴裕泰茉莉花茶,既保持了绿茶浓郁爽口的天然茶味,又包含茉莉花的鲜灵芳香,冲泡品啜,花香袭人,满口甘醇,令人心旷神怡。“吴裕泰”的自拼花茶,在国内外曾获得多个金奖和一等奖。走进吴裕泰门店,在柜台里随处可以看见“金奖茉莉毛尖”、“金奖茉莉雪针”、“金奖牡丹绣球”等,这种带有荣誉称号标示的产品。
“半生喝茶,一世情缘”。吴裕泰茉莉花茶的历史渊源流长,独具特色,深深的扎根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011年,吴裕泰茉莉花茶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孙丹威被命名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象棋
象棋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今天的象棋大约定制于北宋时期,当时的皇室宫廷中设有棋待诏一职,象棋国手随时听候皇帝的召命,陪皇帝下棋娱乐。宋徽宗赵佶还曾以瘦金体书法书写了象棋棋子的名称。
象棋棋盘由九道直线和十道横线交叉组成,共有九十个交叉点,象棋子就摆放和活动在这些交叉点上。棋盘中间没有划通直线的地方,叫做“河界”;划有斜交叉线的地方,叫作“九宫”。棋子共有三十二个,分为红、黑两组。对局时,由执红棋的一方先走,双方轮流各走一着,直至分出胜、负、和,对局即终了。轮到走棋的一方,将某个棋子从一个交叉点走到另一个交叉点,或者吃掉对方的棋子而占领其交叉点,都算走了一着。双方各走一着,称为一个回合。
象棋的棋具多种多样,即可以精雕细琢,也可以十分简单。古代棋具有用象牙、玉、水晶等高档材料制成的,也很用很普通的木、石制作的。现代人下象棋的棋盘,即可以用塑料布大量印制,用纸画一张也是可以的。棋子更是几乎任何材料都可以制作。象棋活动的开展基本不受器材、场地的影响。象棋是一种很容易就学会的竞赛活动,聪明的人甚至不用人教,站在旁边看上几局棋就会下了。就算没有实战的棋可以看,还可以跟着棋谱学。
象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体之一。棋子中的“炮”由早先的“砲”(石字旁)演变成今天的“炮”(火字旁),可以反映出这一独特战斗武器发展、进化的痕迹。象棋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可以从象棋这一侧面了解当时的历史风貌。棋盘中的九宫象征皇宫,代表皇帝的帅(将)及代表皇帝身边近卫的士只能在九宫中活动,代表大臣的象(相)则只能围绕九宫行走。代表战士的兵(卒)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象棋棋子的此种布局是中国封建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研习象棋规律时,人们发现,在棋子的设施及布局外,象棋的规律和社会、人生的规律同样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这从民间流传的大量象棋谚语中可以得到印证。例如“丢卒保车”,在棋盘上遇到危险时要舍小救大,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小兵为将军出力,将军为皇帝效命。再如“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在棋盘是这样,在生活中面临选择的时候也如此。还有“临杀勿急”、“赢棋不闹事”“ 一车十子寒”“小卒过河顶大车”等谚语,因蕴含丰富的生活哲理而广为流传,成为启迪人们生活的一把钥匙。
2008年,象棋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象牙雕刻
象牙雕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象牙,在中国古代人们的心目中是一种地位与财富的象征。历朝帝王们都把象牙列为皇家贡品,明、清两代都设有专门制作象牙雕刻制品的机构。
象牙雕刻使用的象牙材料洁白细润,具有优雅的纹理。它质地坚硬、富有韧性,不宜崩裂。由于每只象牙的长短、粗细、虚实、色泽、弯度、质地及象牙尖的锐顿各不相同,因此象牙雕刻的水平往往集中体现在工艺师们巧用材料的能力与艺术修养上。北京象牙雕刻能够因材施艺,独具匠心,技艺精湛,在牙雕艺术之林中独树一帜。
象牙雕刻作品常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首脑和国际组织机构。1972年,毛泽东主席将象牙雕刻作品《嫦娥奔月》,赠送给首次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1977年,象牙雕刻作品《万景台》被赠送给朝鲜首相金日成,作为他六十五寿辰的贺礼。此外,《成昆铁路》、《花卉牙球》等象牙雕刻作品都曾陈列于联合国大厦。
月盛斋酱烧牛羊肉制作技艺
月盛斋创办于乾隆年间,创始人叫马庆瑞。马庆瑞曾在礼部帮助加工供品祭羊,到御膳房当过厨役,学过一些制作酱肉的技艺。后自己开了一家卖生熟羊肉的店铺,因店址在前门箭楼的西月墙路南,借其墙的形状取名月盛斋,祈求生意月月兴盛。后来,月盛斋一度迁到户部街。当时,月盛斋的顾客有很大一部分是宫廷内侍及衙署官吏。皇家礼部祭祀用的全羊都是由月盛斋提供的。
嘉庆年间,马庆瑞的儿子马永祥执掌了月盛斋。他在宫廷太医的指点下,对原有酱制羊肉的配方进行了改进,同时,增加了兑入老汤的工艺,使月盛斋五香酱羊肉声名鹊起。但是,酱羊肉销售旺季一般是从秋后到来年春起的冬仨月,为了使夏季有生意可做,马永祥又在夏令时节增加了五香烧羊肉。烧羊肉和酱羊肉一样成为月盛斋的名品。
清道光年间,著名诗人杨静亭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喂羊肥嫩数京中,酱用清汤色煮红,日午烧来焦且烂,喜无膻味腻喉咙”。清朝监察御史朱一新在《京城坊巷志稿》对“月盛斋”曾有此记述:“户部门口羊肉肆,五香酱羊肉名天下”。由此可见当年月盛斋的盛名。
光绪年间,经慈禧太后“恩准”,特发给月盛斋四个“腰牌”,作为往皇宫内送肉食的凭证。每隔数日,月盛斋即将特制的酱羊肉送至清宫,以供太后及皇室成员享用。月盛斋酱羊肉成为御用食品,身价倍增。
月盛斋酱烧牛羊肉的传统制作工艺在几代人的努力与探索中,形成了肉香、药香、酱香、油香四香融为一体的特色。月盛斋酱、烧牛羊肉的制作需多道加工程序,祖传秘方以多种中草药精心配制而成。这些原料经过研磨,按比例配合,料香与肉味融为一体,是形成独特风味的关键。
月盛斋老汤勾兑的制作工艺为其独创。月盛斋在每次煮肉后,都要留下部分浓厚肉汤,将其盛放在青花瓷缸内,待沉淀后撇去浮油,将汤存放起来,下次煮肉时将其兑入。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锅锅相兑,即成老汤。运用勾兑老汤煮出的酱肉,味道要比新汤煮出的酱香浓厚,回味绵长。
2008年,月盛斋酱烧牛羊肉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满运来被命名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10年,安全来被命名为区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智化寺京音乐
智化寺为明代司礼监太监王振于正统九年(1444年)所建。王振私自在寺内组织乐人习演宫廷音乐。清代智化寺衰败后,寺中的表演曲目向外传授至十余座寺院,进而传播到北京周边地区,智化寺音乐从而成为北方佛曲的代表,被时人冠称为“京音乐”。
智化寺京音乐有着保守、严格的传承训练方式,是我国唯一代代传袭且没有断代的乐种。1991年12月,智化寺文物保管所(现北京文博交流馆)从河北省固安县礼让乡屈家营村招收了六名农民子弟学习京音乐,并于1992年4月,举行了拜师仪式,成为第27代传人。
智化寺的谱本目前发现和保存的曲目有300余首。其中很多曲牌保留着唐、宋、金、元等时期音乐文化的痕迹。
2006年,智化寺京音乐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