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活字典”

“全城地面规划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棋盘一样的元大都，曾让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一见倾心。时隔750年，当我们漫步北京街头，会惊奇地发现马可·波罗笔下的神奇都市，仍旧隐藏在古都的肌理——胡同当中。

东四地区是散落在北京的大都遗珍。家住东四二条胡同的郑毅，在这里生活了近半个世纪。他时常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寻访历史，胡同里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他都如数家珍，仿佛一本胡同“活字典”。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郑毅几十年如一日，写了200多万字手稿，梳理北京胡同地名的历史与演变，记录下许多被时间洪流冲刷后留下的痕迹。

见证钟鼓楼大修

郑毅打小生在胡同、长在胡同，但对历史文化的兴趣，是从钟鼓楼开始的。

上世纪80年代，郑毅在鼓楼中学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当时，学校与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联合试办“文物高中班”，相当于职业高中。学校从东城区的初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76名学生，定向培养保护、修复、临拓、讲解古代文物等方面的人才。

“文物高中班”名师汇聚。书法家刘炳森、傅家宝教书法，故宫博物院专家单国强教绘画史，工程师李竹君、齐英涛教古建筑，故宫博物院专家杜乃松教青铜器史，还有中国历史博物馆专家李知宴教陶瓷史……郑毅不时与这些专家接触，逐渐对文物保护萌生了兴趣。

鼓楼中学坐落在宝钞胡同里，距离钟鼓楼仅几百米远。钟鼓楼始建于至元九年（1272年），是元、明、清三代的报时中心，也是明清北京中轴线的北端终点。梁思成将它们比作城市乐章的尾音，在中轴线一前一后鱼贯排列着。它们历经数百年风风雨雨，到上世纪80年代已伤痕累累。

1983年，北京市政府决定修缮钟鼓楼。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钟鼓楼的首次大修。对文物保护兴致勃勃的郑毅听说此事后，非常高兴。

当时，郑毅从鼓楼中学被借调到东城区政府工作，而钟鼓楼修缮后由东城区政府接管。于是，他作为东城区政府的代表，主动请缨，担任北京市钟鼓楼修缮办公室的副主任，负责修缮现场的监管工作。

隔行如隔山。接触工作后，郑毅才发现，擎檐柱、七架梁、望板椽飞……这些古建方面的专业术语，他几乎一无所知。但如果搞不清楚相关知识，写方案时连修哪儿也讲不清楚，怎么对钟鼓楼修缮负责？

郑毅开始在书山学海里探索。他骑自行车跑遍了京城的图书馆、档案馆，翻阅古建筑相关典籍，恶补与钟鼓楼相关的历史知识。

1984年1月初，鼓楼开始修缮。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白介夫，分管钟鼓楼修缮工程。有一天，他到现场视察时建议：最好能给鼓楼安装一个“电葫芦（即电梯）”，以此来解决老年人爬楼梯的难题。

鼓楼是两层楼阁式建筑，登至二层需攀爬69级台阶，且一级台阶是普通台阶的两倍高，非常陡峭。安装电梯，对日后前来参观的游客来说，固然是一件好事儿。但经过专家论证，电梯修到鼓楼里面，会对原有结构造成破坏；安装在外面，又会影响整体景观。这些方案，都不符合《文物保护法》有关文物修缮的原则。

如何在确保鼓楼安全的前提下，解决这一难题？郑毅为此冥思苦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陷入绝望之际，郑毅登上鼓楼台阶，准备查看二层修缮进度。他突然发现，第五层台阶整体通白如玉，唯独台阶中央，有一个直径约6厘米，用泥土糊住的圆点。抠开泥土，原来是一个人工开凿的圆眼。

紧接着，他拾级而上，发现每隔一级都有一个大小相同的圆眼，直到最上层台阶。鼓楼的台阶上，为什么有规律地分布着这些圆眼呢？

郑毅联想到，史料上有记载，在末代皇帝溥仪离开紫禁城后，民国十四年（1925年），经京兆尹薛笃弼批准，在鼓楼成立“京兆通俗教育馆”，利用楼下各甬洞建立图书馆、讲演厅、博物部；楼上则改称“明耻楼”，展示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屠杀人民和抢劫财物的图片、实物和模型，供人参观，以示不忘国耻。

当时，为参观者上下楼方便，是不是在鼓楼楼梯中间加设了一道扶手？为了证实这一想法，郑毅找施工技术人员一起到现场查看。经过现场考察，大家一致认为，鼓楼的确有安装过扶手的痕迹。更令人惊喜的是，恢复这道扶手的难度并不大。

有鉴于此，经文物专家同意，鼓楼台阶中央恢复了这道扶手，既能方便参观者，又保护了文物的旧观。后来，白介夫看到这道扶手，并了解到它的来历后说：“增加这道扶手很好，它不仅能使游客上下分流，保证安全，还可以作为鼓楼修缮史上的一段佳话，记录下来，讲给游客听。”

1985年1月26日，经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编制委员会批准，同意成立“北京钟鼓楼文物保管所”，郑毅被任命为所长。

修缮钟鼓楼过程中，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与建筑师张开济、张镈、赵冬日等多次前来考察。郑毅作为所长，共同参与研讨钟鼓楼地区的整治规划。他逐渐意识到，钟鼓楼地处中轴线，位置显要，要妥善处理修缮后怎么开发、怎么使用等问题，就得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

“钟鼓楼不及故宫开放的早，它们的历史脉络不够清晰，没有统一完整的资料。”为此，郑毅日积月累，花了将近20年时间搜集整理资料，在2009年出版了《钟鼓楼》一书。

手写200多万字梳理胡同史

1999年，郑毅从北京钟鼓楼文物保管所退休。但他没有在家颐养天年，而是选择继续发挥余热。

当时，正逢东城区地方志项目启动。郑毅在钟鼓楼文物保管所工作多年，对北京历史文化方面有一定积累，而且在东四二条住了数十年。于是，他被调到东城区地方志办公室，负责编写东城区历史文物的相关内容。

郑毅对胡同情有独钟。在他看来，“胡同是北京城的根儿，老百姓生活在这里，达官显贵也居住在这里。把北京所有胡同的历史串联起来，就是一部北京史。”因此，关于东四的历史，他从胡同写起。

东四位于皇城以东，元代称这里为“十字街”，从那时起便是三大商业中心之一。明代，十字街路口四个方向，各修建了一座四柱三楼式木牌楼，故得名东四牌楼，简称东四。后来，为方便交通，牌楼被拆除，东四作为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东四地区的许多胡同，也都出现于元朝。元大都被内部的道路分割成面积基本相同的“棋盘式”街区，当时大街、小街、胡同的宽度都有具体标准：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胡同宽6步，1步为5尺，相当于1.55米。正因为如此，东四地区的胡同建设得非常“规整”，像个“棋盘”一样，每条胡同被称为“东四某条”。

东四地区的胡同，距今均有750年历史。由于年代久远，相关文献资料早已失传。为梳理其中的历史演变，郑毅一头扎进图书馆卷帙浩繁的史料中，一页一页翻，一条一条梳理。

但在梳理过程中，郑毅发现，如今北京胡同里的院落，很多都是以门牌号命名的。而这些门牌号时间久了，几经变更，往往与历史资料记载的位置和来源，大相径庭。

例如，东四八条胡同，在元大都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名称不详。明朝后，由于胡同中建有正觉寺，因此得名正觉寺胡同。清朝以后，改称八条胡同，并沿用至今。除了正觉寺，东四八条还曾有一座承恩寺。有书上记载，东四八条原25号是承恩寺旧址，也有书上说是正觉寺旧址。

一处院落，怎么会是两处寺庙？究竟哪个是对的？要想解开历史疑团，郑毅只能去实地走访查看。他戴上老花镜、拿着笔记本，骑车直奔东四八条，却发现原25号院落的庙宇已荡然无存。接着，他又挨家挨户对周边居民进行采访。

一开始，街坊们并不理解他的行为。“有人认为，我是拿钱的。也有的人，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走了。”郑毅向他们解释说，“我是义务编写东四历史文化。”大家这才热心地回答他的问题。

几番打听，郑毅才在几位老街坊的回忆下，考证清楚：东四八条原25号是正觉寺，如今为八条53号；承恩寺为东四八条原49号，现在是八条101号。“101号的老住户还记得，以前院里还能看见香案和佛龛。”郑毅说。

但街坊们的口述，只能作为资料之一。为了进一步考证，郑毅从图书馆找到一份清《乾隆京城全图》。这是现今保存绘图时间最早、内容最完整的一幅北京城区地图，上面事无巨细地描绘了清乾隆初年北京城市的风貌。经过仔细比对，郑毅才最终确认，老街坊的回忆是正确的。

在浩瀚的史料中抽丝剥茧，发现不确定的地方就实地考察、访问街坊……郑毅用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方式，追溯东四胡同的历史。从胡同的历史沿革、地名演变，到文物胜迹，再到民俗，他都用文字逐一记录。

东四地区商业繁荣，自元朝以来，历代有很多名人在此居住。譬如，福康安将军、段祺瑞、茅盾、叶圣陶等，数不胜数。郑毅把这些名人事迹，一条条编写成“顺口溜”：“乾隆内侄福康安，二条封第在西边”“育芳胡同将军府，乾隆名将班第住”“铁营胡同徐世昌，反袁称帝即还乡”……街巷名称、变迁、名人轶事等胡同深处不为人知的故事，在郑毅的笔下变得生动有趣。

二十多年来，在不断走访、反复考证下，郑毅手写了200多万字手稿，整理编写了《东四胡同里的故事》《日下传闻录·东四故事》《东四·历史文化街区的记忆》等书稿。如今，在他家里的小圆桌上、书柜上，仍四处散落着写满文字的资料卡片。

保护地名就是留存城市记忆

老城地名承载着城市记忆，也是老北京人的乡愁所系。

2021年，北京市规自委会同东城区、西城区，开展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编制工作，对北京老城内传统地名进行系统收集整理。

八月的一天，郑毅收到一份关于东四街道21处胡同地名等信息的汇总资料，并请求帮忙核对修改相关信息。

拿到资料后，郑毅大致翻阅了一下资料，觉得其中的信息过于简略。在他看来，保护传统地名，就是要把相关的历史故事传承下去，这样的文字记录一定要丰满。“北京每条胡同背后都有历史变迁、名人轶事和典故传说。胡同的命名也丰富多彩、千奇百怪，如果只是简单介绍胡同的长度、宽度、哪一年出现，撑不起历史内涵。”

比如，东四三条原12号院，也就是现在的31号、33号、35号，曾经是蒙古车郡王府，之所以叫“车郡王府”，是因为在这个府邸居住的最后一位王爷叫“车林巴布”，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九世孙。

北平解放后，这座府邸被充公；1952年，35号院成为当时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局办公用地；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这个院子的正房会客厅，会见了到访的越南领导人范文同和代表团成员，并签署了《中越友好文化交流协定》；现今，这里成为了居民住所。

从元代到现代，仅一条胡同里就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这些历史故事，都是一个个地名背后的有力支撑。

于是，郑毅决定重新写一份资料。他根据多年来对东四地区胡同的研究积累，把这些地名的由来、故事一个个地手写出来。

但在写的过程中，他发现，在记录某处胡同名称时，原资料多次引用古代地图信息作为凭证。那时技术条件有限，有时地图信息是不准确的。

为此，郑毅去图书馆翻阅了大量书籍，将资料中不准确的信息逐一修改过来。同时，他按照历史脉络，一字一句地写下胡同名称的来源、变迁、胡同里历史名人的故事。

“只有这样，后人在回溯的时候，才能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哪些人在这里生活过。”郑毅说，“一条胡同的地名就是一段历史，记录好这些历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2022年3月，《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街巷胡同 第一批）》由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公布，包括砖塔胡同、史家胡同、杨梅竹斜街、百花深处等598处。其中，有16处胡同是郑毅用手稿形式说明的。

一砖一瓦总关情

2018年5月19日，星期六，东四街道社区进行周末卫生大扫除。郑毅被分配到东四二条15号院。

这个院落，原来是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一等嘉勇公福康安贝子府的中院。提起福康安，可能有的人不太熟悉，他是电视剧《还珠格格》中尔康的原型。按辈分，他应称呼乾隆皇帝为姑父，曾多次带兵平息东南、西南边疆地区的骚乱或外敌入侵，立下了赫赫战功，很受乾隆皇帝的赏识。

福康安贝子府的广亮大门在东四二条，坐北朝南，共四进院落，后罩房的后山墙在东四三条，是一座标准的四合院。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为了改善职工的住宿问题，将广亮大门及前院平房拆除，建起了一座五层住宅楼，只留下后院的两处平房。

由于这处院落有丰厚的历史底蕴，郑毅一进门，就对各个角落格外留心。不经意间，在一堆废弃的杂物中，他发现了几块旧木料。本院居住的大妈，正准备找收垃圾的师傅给清运走。

“那几块木料虽已陈旧，但不开、不裂、不糟，且雕工非常精细。”郑毅曾亲身参与过 1984年钟鼓楼挑顶大修的管理工作，直觉告诉他，“这些不是一般废弃的旧木料，很可能是在拆除福康安贝子府一部分老房子盖宿舍楼时，遗留下的木构件。”

跟大妈商议后，郑毅找人帮忙把这四块木料，拉到东四街道办事处。时任街道主任的张志勇赶紧找来古建专家鉴定。专家鉴定后表示，“这四块木构件是两组，一组两个，均为一殿一卷垂花门上的木构件。大的是单脊檩下的角背，小的是双脊檩下的荷叶墩。”

通常，四合院里的角背和荷叶墩，都是素面的，只有非常讲究的建筑上面才会雕刻图案。古建专家说，“这四块木料是非常高级的木构件，王府里才能放，而且它的材质是金丝楠木。”

得知郑毅捡到的旧木料原来是文物，张志勇高兴地对他说：“老爷子！您可为东四文化传承立了一大功，我就说嘛，有您把关，咱东四的文物丢失不了。”

当时，正值东四胡同博物馆筹建。郑毅就把这组金丝楠木满彩荷叶墩和角背，捐给了东四胡同博物馆，后来成为镇馆之宝。郑毅说，“希望大家通过这几件文物，既可以欣赏我国古代建筑艺术之精美，又可以窥见昔日福康安贝子府的气派和辉煌。”

除了满彩荷叶墩和角背，郑毅还和胡同文化志愿者聂忠民等人，在班大人胡同发现被尘封百年的“继识一女士纪念碑”。让中国开办私立小学校历史的先河者——继识一的故事，渐渐地被人们所熟知。

胡同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历史的一部分。郑毅笑着说，“在胡同里生活久了，就能练就一双识别文物的‘火眼金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