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20世纪50年代，我在北京生活的那几年，是我的文学梦想无比宏大的时候。无论是在大杂院，还是在大耳胡同15号，我都一心想在文学上更高更强。”今年97岁的作家徐光耀在看到京城名人手迹鉴藏家方继孝先生的新作《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时，为这本书深情写下这样一篇序言。徐光耀回忆，自己在北京生活的八年中创作了大量作品，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小兵张嘎》的小说和电影剧本。当时《小兵张嘎》的故事风靡全国，在单行本图书不断加印的同时，《北京晚报》也对其进行了连载。
《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依托于方继孝数十年来搜集收藏的作家亲笔书信、手稿等一手资料，以及作者实地探访作家故居及查阅的大量史料文献，将作家故事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讲述作家创作往事，展现新中国文艺的发展历程，激发大众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存史价值。书中记录了郭沫若、茅盾、周扬、李六如、欧阳、柯岩、徐光耀等18位文学家在首都北京的生活片段，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曾在北京或长期或短暂地居住过，生活和奋斗在这里，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北京是新中国文学的摇篮。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文学艺术界人士与书中记述的这些作家一样，汇聚于京城，形成了一道波澜壮阔的文化风景。这是真实的历史。作者用这18位作家的手迹，再现了历史的片段，是真实的、可贵的。”徐光耀在序言中回忆，“1947年我在华北联大上学时，听贺敬之讲过民歌课，真是幽默风趣、生动形象。丁玲是我在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上学时的老师，那时她是文研所所长，对我这个‘小字辈’既赏识又照顾”，他还“当面聆听过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前辈的教导，从他们身上学到过很多东西”。
这些作家在京的居住地，书中一一列明，故事里也有详细的讲述，包括田汉居住过的细管胡同9号，萧三居住过的麻线胡同，茅盾居住过的后圆恩寺胡同13号，丁玲居住的东总布胡同22号、大凤翔胡同3号等。这些文学家身边同样星光闪耀，他们的客厅常常热闹非凡，谈笑有鸿儒，比如欧阳予倩居住的铁狮子胡同（就是现在的张自忠路），这里名人故居遍布，欧阳予倩1949年刚到北京时，在筹建中央戏剧学院的过程中搬到了这里，在此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3年，当时的文化界名人郭沫若、田汉、曹禺、老舍等经常在此聚会。
小胡同里不仅有大作家，更见证了他们的创作。方继孝细心考证了郭沫若旧居，他在书中写道：“说起郭沫若在北京的旧居，自然会想到现在的郭沫若纪念馆——前海西街18号院。郭沫若初到北京时，曾住在西四的大院胡同5号，却鲜有人知了。”他从收藏的郭沫若信件中，复原了郭沫若一家从1950年直到1963年在大院胡同中居住的13年，也正是在此期间，郭沫若创作了《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等多部历史剧，在小胡同里“为武则天翻案”。
出生于雄县的徐光耀在1950年到1958年期间曾在北京学习生活过，“在这8年里，徐光耀既体会了云端的风光无限，也感受了谷底的煎熬和痛苦，在这里他编制了自己宏大的文学梦”。在书中，方继孝在《徐光耀：居京时的创作》一篇里更是详细记录了徐光耀的创作人生。1950年，他来到北京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求学，中央文学所就是鲁迅文学院的前身，第一任所长是丁玲。那时，徐光耀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刚刚出版，这部作品诞生于北京，由三联书店首版，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又成为了人文社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56年，徐光耀和几位一同从华北军区调来的作家，被分配到大耳胡同15号的一个独立小院居住，徐光耀住在南厢房。序言中，徐光耀也提到自己那时除了发表些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外，更重要的是在谋划一些“鸿篇巨制”，准备材料，动笔写三部长篇小说：一部是以旷伏兆将军为原型的《将军向我们走来》，一部是以旷伏兆将军在雄县米家务开展的地道战为素材的《地道战》，还有一部是取材于老家雄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奔流的大清河》。可惜的是，这三部小说的手稿遗失了，他也开始经历人生的低谷。然而现在回看，徐光耀却感慨：“可以自慰的是，在这样的逆境中，我居然很快写出了《小兵张嘎》的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实现了‘自救’。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奇迹，是一个被压抑到极点而爆发的奇迹。”
徐光耀看到书中写到的其他17位作家的故事唏嘘不已——岁月流逝，这18位作家如今除了98岁的贺敬之与97岁的徐光耀，都已作古，故居有的保留下来，有的已经改换地址。但是正如徐光耀所说，这些胡同镌刻下这些作家们为新中国建设而奋斗的足迹和鼓与呼的身影，为首都北京增添了一抹绚丽的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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