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有戏｜话说老北京的会馆

会馆是专供同乡或同业人士在京城及各大城市聚会、寄寓的场所。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不仅是会馆产生的源头，也是会馆最集中的地方。

会馆发展概况

北京的会馆发端于明代，在清代达到鼎盛。据1949年11月北京市民政局统计，全市会馆总数为391处。建于明代的33处，最早的南昌会馆建于明永乐年间。建于清代的341处，建于民国初年的17处，建得最晚的为1936年兴建的湖北大冶会馆。除西藏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含台湾省）在北京都先后设立了（省、府、县、商）会馆。

北京会馆的出现和发展与中国古代官吏制度和科举制度密切相关。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朝廷官员来自全国各地，又常要调任京外，致仕养老通常要回原籍，流动性较强，客居现象十分普遍。会馆主要是用作同乡官绅阶层的社交场所，以士人会馆居多。

明清两朝，每当科举考试期间，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应考举子涌入北京。为解决应考贫寒举子住宿问题，在明嘉靖、隆庆年间，会馆在北京大量出现。以接待举子考试住宿为主的会馆，就直接叫作“试馆”，例如花市上头条的遵化试馆、花市上二条的蓟州试馆等。

随着北京城市经济的繁荣，商业从业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需要经常集会、议事、宴饮，于是就有了商业会馆之设。最早的商业会馆建于明代，如颜料行业的山西平遥会馆、粮油业的临襄会馆。这类会馆一般是按不同行业分别设立，也叫“行（hang）馆”。行馆分两种：一种是完全由同行业组成的，如南新华街的玉器行长春会馆、北芦草园的颜料会馆、崇文门外东兴隆街的药行会馆、精忠庙的梨园会馆;另一种是冠以地名的会馆，但实际却是行馆，如宁波药材商人在右安门内郭家井（今里仁街）建立的四明会馆、山西布行商人在小蒋家胡同建立的晋冀会馆。

明代北京内外城都有会馆的分布，而且东部明显多于西部，如建于明初正阳门外东河沿的浮梁会馆、广渠门内的广东会馆、前门外长巷三条的芜湖会馆，建于明后期冰窖胡同的漳州东馆、东草场二条的邵武会馆、长巷下二条的汀州北馆等，多数都在东部。这种分布特征与明代漕运直接相关，当时士人进京，位于城东的运河是一条主要交通要道，会馆大都临近运河分布。明代，内外城会馆有一定分工，内城是官员主持的会馆，主要为久居的京官服务；外城则是士商与谒选者主持的会馆，主要为商人和临时来京的士人服务。

清代内城被八旗圈占后，会馆大都集中于外城，而且随着士人向宣武门外地区集中，会馆分布的重心也由东部向西部转移，向宣南地区集聚。据统计，清代会馆在宣南地区占十分之七，外城东部约占十分之三。和明代会馆士商一体不同，清代士人会馆和商业会馆形成了明确分工，士人会馆不接纳商人。如歙县会馆就规定“会馆创立之意，专为公车以及应试京兆而设，其贸易客商，自有行寓，不得于会馆居住，以及停顿货物。”

会馆的地域来源与该地在京士人和商人的多少、实力的大小以及会馆建立时间早晚有关。

据1949年北京会馆调查显示：山西的会馆数量最多，有38处，且以商业会馆为主，这是由于清代晋商在京的商业活动十分活跃；其次为广东和湖北，各有36处会馆；安徽29处，江苏25处，浙江、陕西各24处，福建22处，湖南21处，河南18处，河北、四川各12处，其余省份都不到10处。其中，省馆数量最多的是河南、四川和贵州，各有7处，府馆数量最多的是山西有13处，县馆数量最多的是湖北有26处。各省在京会馆数量主要取决于府、县两级会馆是否发达，如江苏、浙江、皖南等清初以来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会馆数量历来很多。晚清以来发展迅速的广东、湖北、湖南等省，在京会馆数量也随之增加。

从会馆房产数量来看，面积最大的是广东，计有房2479.5间，以下依次是浙江2468间，安徽2278.5间，山西2067.5间，江苏1829.5间。福建排第八位,有房1014间。其余各省在京会馆房屋均不及千间。会馆房屋最多的省都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也是在京士人、商人人数最多的省份。单个会馆规模也体现了这种趋势，湖广会馆、安徽会馆、南海会馆等无不是拥有房屋百间以上的大会馆。一般规模的会馆大都是建有20间房屋左右的四合院，较小的会馆如手帕胡同的齐鲁会馆只有一个小院房屋13间、棉花四条的吉州惜字会馆仅有一小三合院房屋9间。

会馆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考试后，接待举子考试住宿的试馆功能从此消失，由于会馆是按籍贯建立的，它的同乡会所功能仍然得以保持。民国初年北洋时期，北京仍然维持首都地位，会馆的同乡会所功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由于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今安庆）人，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是安徽合肥人，安徽同乡会吴传绮等专门致函吴炳湘，以乡谊“恳请阁下曲赐矜惜，准予保释”，最终促成了陈独秀获释。

1928年国都南迁，北京改称北平，初为特别市，继而降为河北省辖市，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经济萧条萎缩，会馆收入难以为继，有些会馆甚至连负责人也找不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北平沦陷，百业萧条，会馆房屋破损倾圮很多。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当局忙于打内战，无暇顾及其他，会馆虽有整顿之说，亦形同画饼，无济于事。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与各省市协商，由北京市民政局接收各会馆财产。1956年，在京的各地会馆房屋全部移交市房地产管理局，大多数会馆房屋经过整理修葺后分给无房的市民居住。1984年以来，文物管理部门陆续把有文物价值的会馆确立为国家级、市级和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安徽会馆被确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阳平会馆、汀州会馆、南海会馆、顺德会馆、中山会馆、湖广会馆、湖南会馆、正乙祠等被确立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会馆的兴建与功能

会馆属于同乡公产，其兴建主要通过三个渠道：

第一种是本籍在京官员捐建。这些京官一般都是原来的举子，深知进京应考之艰难，自己一旦做了官也就乐于捐助建馆，既有益桑梓又荣耀乡里，名利双收。位于板章胡同的安溪会馆，原为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私宅一隅，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李光地送母归乡，把私宅让与乡人充作会馆，会馆中有乡贤祠，祀供原馆创始人李光地等三人。位于宣武门外上斜街的番禺会馆，曾是我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故居。道光十一年（1831年）龚自珍将这所宅院卖给享誉朝野的官商巨富潘仕成，后来潘离京就职，把这所宅院赠与番禺同乡会，遂成为番禺会馆。但个人捐宅者仍为少数，多数会馆是靠众人捐资建成的。

第二种是在北京的本籍、本行业经商者集资兴建，藉此集会联络感情开展商务活动。位于广安门内大街的河东会馆是由山西烟行商人所建立，位于珠市口西大街的当商会馆则是由在京开业的典当行联合公议建立的聚会议事之所。

第三种是本籍官员和商人共同资助建立，作为对旅京乡人的支持。位于宣武门外大街的歙县会馆创建于明嘉靖年间，由徽州茶、漆商人出资兴建，最早是商业会馆。清乾隆五年（1740年）重建改为接待举子进京赶考的试馆。重建时，不仅外放湖北黄德道的刑部官员黄昆华将其私宅捐献给会馆，还得到了歙县籍扬州盐商和在京徽籍茶商的大量资金支持。位于粉房琉璃街的延平郡馆建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由延平、邵武两地的纸商兴建，作为试馆容纳同乡举子居住。

会馆的管理者由在京同乡推举产生。龙岩会馆规定由本籍京官轮流担任馆主，吉安会馆则按抓阄得来的顺序确定依次担当管理责任的官员，歙县会馆还吸纳商人与本籍京官共同管理。

得益于本籍京官富商的组织和支持，会馆为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的士人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履行着扶助在京同乡的道义责任。安徽会馆规定“善后用费，如有不敷，应由值年写公信，致各省同乡督抚、司道、提镇等官，量力捐助。”江西会馆规定，文武会试、乡试期间对应考举子“不算房租”。对于寓居者，有的会馆不许带家眷同住，有的虽可带家眷，但有种种限制。歙县会馆规定“非乡会之年，房屋虽空，京官有眷属者，及凡有眷人，皆不得于会馆居住。盖家口人杂一住，别无余地，且难迁移，殊非义举本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王茂荫,在清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历任户部右侍郎、左副都御史、吏部右侍郎等职，在京居官30年不携眷属随任，一直在歙县会馆独居，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而闻名。咸丰四年（1854年）他曾上书主张发行纸币，遭到皇帝申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83条注释中曾提及此事。

为使离乡士人得以感受乡情的温暖，会馆为同乡提供多种联谊方式：一是祭祀活动，在会馆中祭祀神明和本乡先贤；二是每年的团拜和各种庆典活动；三是迎来送往的活动；四是士人之间的聚会和诗歌唱和。在会馆宴会场合，列坐多以年龄、辈分为序，只有特定情况才照顾官爵。《龙岩会馆规约》规定“馆中公会，并应序齿，以洽乡谊。”

会馆在推动北京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尤其是在促进各地区文化交流和融合，特别是京剧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据统计，有17处会馆建有大小不等的戏楼，其中正乙祠、湖广会馆、安徽会馆、阳平会馆的戏楼被称为蜚声京城的四大戏楼。

会馆还是各地饮食和方言的集中展示地，在展示各自菜肴特点中，取长补短，既有融合，更具特色，最终形成川、鲁、粤、淮等地方菜系；在语言的交汇中，给北京话以营养和活力，促进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普通话的形成。此外，像建筑艺术、园林建设、书法石刻、诗文楹联等方面，会馆都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有待我们去发掘，去研究。

著名会馆掠影

湖广会馆坐落在虎坊桥西南，是湖北、湖南两省人士为联络乡谊而修建。明代湖广省辖湖北、湖南两地，清代分置为湖北、湖南两省。湖广会馆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当时内阁首辅张居正捐私宅修建全楚会馆，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由左副都御史刘云房倡议重修湖广会馆，道光十年（1830年）集资重修，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又再次主持扩建，同治九年（1870年）已升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在会馆举办轰动京城的六十大寿。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在会馆举行欢迎孙中山的仪式，并召开国民党成立大会。

湖广会馆前部有戏楼，曾被誉为世界十大木结构剧场建筑之一。中部为文昌阁，供奉司文运的文昌帝君；有乡贤祠，供奉全楚先贤；在乡贤祠阶前有井“子午二时汲则甘，余时则否”，故名子午井。后部是供会议的宝善堂、供宴饮的楚畹堂和会客的风雨怀人馆，北部建有一座花园，全馆面积4700平方米，规模宏大，素有宣南豪宅之称。湖广会馆现存戏台、门楼和一些附属群房，1996年按原貌修复并辟为北京戏曲博物馆。

福州会馆由新老两馆组成。福州老馆位于福州馆街，由中东西三院构成。明万历、天启年间两入中枢、独相七年、首辅四载的福清人叶向高离官时，将其私宅一分为二捐为福州会馆和福清会馆。叶向高为福州老馆正堂“燕誉堂”题写“万里海天臣子，一堂桑梓弟兄”；为埋葬闽籍同乡的义园题写“满眼蓬蒿游子泪，一盂麦饭故乡情”和“寄语往来人，莫为功名抛骨肉；伤心丘垄地，得归桑梓即蓬莱”，体现了他心系乡亲的殷殷之怀。后人特地在老馆院中立起叶向高夫妇塑像，据说这是会馆所能给予的最高礼遇。福州老馆大门外旧时为空地，闽籍人每年元宵灯节在此燃放烟火，届时外城西郊的官民多来观看，喧嚣闹腾，直到天明。闽人所作灯联“百五春归三五月，九重天散万重花”描绘的就是当时元宵烟火的盛况。老馆后面的野地在明代即用作义园，每年春秋两季，旅京同乡在此聚祭。

位于骡马市大街的福州新馆，原为清道光朝刑部尚书陈望坡故宅，馆中石刻壁诗记下了陈望坡辞官告归舍宅为会馆事迹：“松栋孙枝不中缘，敢跨文采步前贤。春明耆旧晨星在，能活尚书舍宅年。”光绪十七年（1891年），朝中观察叶大遒、尚书陈玉苍倡议重修，新馆建成四进四合院，南北议厅，式样中西合璧。馆中最大建筑为榕荫堂，取福州多榕树能荫佑旅外乡亲之意，是会馆议事、设宴、文人击钵吟月的主要场所。民族英雄林则徐捐出自己代人书折写文的笔润用于新馆装修，因他在福州故居有“桂斋”，林过世后，闽人也在福州新馆中设“桂斋”并奉其像。

福建会馆位于宣武门外大街，建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由状元王可庄集资购置为省馆。王可庄，字任堪，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是光绪三年丁丑科一甲第一名，历任翰林院修撰、武英殿协修官,在苏州知府任上弃世。在与沙俄交涉签定《伊犁条约》过程中，他内持正义、外斥敌谋，得朝中上下好评。会馆乡人饮水思源，乡贤祠内只供王可庄一人。会馆建有戏楼，《福建馆志》中说：“福建会馆戏楼本为堂会、演戏、集会之所，非专属闽人，他省人亦可借用”，可见当时福建会馆来往各界名流之多。戊戌变法时期，“戊戌六君子”中的林旭曾在此组织闽学会。

安徽会馆位于宣武门外后孙公园胡同，原是明末清初学者孙承泽的别墅私园。清同治七年（1868年），湖广总督李鸿章和其兄李瀚章各捐银1000两首倡，淮军将领、皖籍官绅154人共捐银33350两创建安徽会馆。该馆筹集建馆资金之多为在京会馆之最，显示了淮军势力的崛起。会馆规制宏大，有左中右三路套院，每个套院又由五个四合院组成。套院里有专门悬挂写有皖籍中试者姓名匾额的文聚堂，有祭祀朱熹和历代名臣的神楼，馆北有园，广数亩，全馆占地9000多平方米，拥有“京师第一会馆”的美誉。安徽会馆不同于一般会馆，具有浓郁政治性，只接待在职的州县官、副参将以上的实权人物，是皖籍淮军将领、达官显宦在京联络情感的重要场所，会馆戏楼楹联对此有“冠盖萃江淮，尽东南宾主之欢”的表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安徽会馆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张维新报纸——《万国公报》，同时又创立北京强学会，是宣传维新思想的主阵地。1984年安徽会馆戏楼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安徽会馆中路文聚堂、戏楼等抢险修缮工程完成，2006年安徽会馆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湖南会馆先后有馆舍两处，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谭嗣同之父、户部主事谭继洵牵头集资购置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官房一所，作为湖南同乡合省公产。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京湘籍官员又在菜市口朝南的烂漫胡同内购房一所。据《北京湖南会馆》载，烂漫胡同“馆共三十六间，内设戏台一座、文昌阁楼一座、东厅署、望衡堂、西厅及中庭均横敞，为平时集合之所。”1920年2月，毛泽东来北京曾居住于湖南会馆内，并曾在此召开千人参加的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

台湾会馆先后有馆舍两处，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由台籍进士施士洁主持在宣外后铁厂建立，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迁至前门大江胡同。大江胡同馆舍由前后两个四合院组成，占地539平方米，有平房23.5间。会馆建成后，陆续有进京赶考的台籍举子在此居住。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正在北京应试的台籍举人汪春源等与在京台籍官员义愤填膺，他们在会馆内多方筹划，联名上书都察院，强烈反对割台议和，史称“台湾五举子公车上书”。奏文中“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虽肝脑涂地面无所悔”等慷慨陈词，表达了台湾同胞对祖国的无限眷恋以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拳拳爱国情怀。1993年台湾会馆得到修缮，重新成为在京台胞交流聚会的活动场所。

银号会馆正乙祠位于前门外西河沿，原为明代古寺。清康熙六年（1667年）由浙江绍兴银号商人集资，利用古寺址创立祠堂会馆，也称银号会馆或浙江钱业会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重修，《重修正乙祠碑记》载其目的“以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谊，助游燕也。”会馆有堂三楹，迤南还有一座戏楼，戏楼分两层，台前三面环楼，可容纳数百人。正乙祠戏楼布局紧凑，工艺讲究，在会馆戏楼中别具一格，是中国最古老、基本保存完好的纯木结构戏楼，被学者们誉为中华戏楼文化史上的活化石。1994年，民营企业家王宇鸣出资修缮正乙祠戏楼，恢复了古戏楼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