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世道改变了人生原有的轨迹

口述：杨谐和  整理：于静

从书香中走出的父亲

我家的祖宅坐落在江西省樟树市东乡杭溪水西村，是村中首户。村里的几条主干道都通往杨家族祠“杨庆善堂”。先祖素嗜金石书画、图书文物，可算书香世家。父亲杨廷燮深受浸染，于1902、1903两年参加乡县两试均列前茅，科考投报中外地理，获取头名。

科举废除投考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因学潮辍学。随后欲渡日留学未果。次年投考保定陆军速成军官学校，擢取第一，却体检未过。外务大臣胡维德有意带父亲去德留学，因祖父病丧而罢。这时与文群、江亢虎（江世龙的儿子）、章士钊和章理纶兄弟、万绳式、徐苏中等交善并组织了某会。后入交通传习所（交通大学前身）攻读铁路管理专科，于民国元年毕业，是该校首届铁路专科生。

随即被交通部派往广九铁路服务三年，三年中路务深具劳绩，获部颁授二等一级、二等三级奖章各一次。后转战在津浦、京沪、沪宁、杭甬、平绥等路段共三十年，著有《铁路中英专名词典》（商务初版），《路员常识》（和济印书局1933年版）等书，《路员常识》现今书林书局已出影印本。

戏文中的父母姻缘

北洋时期赵庆华（赵四小姐的父亲）时任广九铁路的局长，父亲是他的秘书。民国三年赵庆华奉调津浦路局，父亲随调天津。他通英、法、日三国语言，在翻译法国铁路的机车设计方面也是首屈一指。主持勘测、设计长江大桥因资金搁浅，遂建立了浦口至南京车辆轮渡，最早行驶的三条江轮就是他主持购买的。

父亲给我们的印象威严有余，而母亲爱玩、爱唱，善交友。性格两异的人怎么走到一起的？小时候听家里的佣工讲父母相识颇像戏文里的情节。

那时父亲独自在天津工作，原籍有原配丁太太，与之生有三女，父亲在津工作很忙，少有假期，三十多年不曾回到故里。母亲高文桂，天津人，上过私塾，其时赋闲闺中。一年的三十晚上父亲一人闲来无事，到“娘娘宫”帮忙撞钟，就是有人上香叩拜，父亲就敲一下钟，这也属于帮助寺庙做善事。恰逢母亲与几位大户小姐也来此上香，随来的人里有位李姓小姐，家中是开江西瓷器店的，与父亲相熟，由此父亲与母亲便有了一面之缘。回去父亲便托人到母亲家提亲，外公竟然同意了这门亲事。母亲后来育有四男一女五人。

生活中的父亲

与父亲在一起生活是三四岁时，全家随父调京工作，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六七年，也是我幼年时期最感幸福、安逸的时段。与母亲相比父亲是少言寡语之人，他很少说笑，对我们管教极严，尤其是对大哥的外语要求很高，有时甚至会动粗。我儿时顽皮，一度吃罢饭便将碗摔在地上听响，母亲只好买来搪瓷碗代替。父亲察觉了，觉得是自己的脾气影响了孩子的行为，从此脾气便有所收敛。

父亲是1931年从浦口调到北京铁路部门的，全家住屠家小院（西四羊市大街47号）。自从他的朋友文群（文廷式的儿子，当时在政府做官）来拜访过父亲，当地就派了两个警察在家门口站岗，我们出入都得敬礼。父亲很不习惯，就跟他说，我不是市长，是普通老百姓，你不要来站岗了。他说上边派来的，照常站岗。父亲找到警察局：局长，不要站（岗）了，这对我们生活是个干扰。局长派了个警察到马路边上站岗。父亲再找，这才撤了岗。

后来时局不稳，北平沦陷在即，在铁路做事的父亲不愿在日本人的手底下工作，决定跟随北大清华师生撤退到西南，行进途中患病，只得改走京沪线南下。父亲临走告诫我们要断绝与日本人的一切联系，“国难当头，一切从简”。从西四的曾家大院（西四马市大街7号）搬到前门长巷二条的临江会馆，我记得随着搬走的有一个佛头，听大人们说，那是某石窟被盗出来的，流转到琉璃厂古玩商店，一次拍卖中，父亲与日本人竞价，终以高价收入。本来是要归还文物部门，北平沦陷不及物归原主，后来将它搬至临江会馆院内，临江会馆最后搬进了几户，成了大杂院，佛头也请进了屋内，但到后来还是被毁了。

老夫子，是父亲在南京获得的称呼

杨老夫子——是父亲到了南京获得的称呼。南京沦陷，国民政府撤退得匆忙，烟厂也一片混乱，有些机器来不及运走，便化整为零藏了起来。隐藏的地点少为人知。南京大屠杀后到处尸横遍野，民不聊生，父亲和一些老工人商量，为了这一方苦难的人民找出主营机器，恢复生产。厂址选定安品街一处旧王府，为了不忘祖先炎黄起名为“中华烟厂”。建厂之初只有十几个工人，他们是工人也是股东，父亲是厂长、经理、会计、出纳，身兼数职。

我到南京不久的一天，父亲让我穿戴整齐拜徐正顺师傅为师，并行拜师礼，当即与徐师傅给我交代了许多进厂的规矩。父亲还向厂里人交代，不许叫我小开（小老板），这厂里也没老板，都是厂里职工。董事会专门给父亲包了一部人力车，父亲却从没坐过，黄包车夫几次招呼我坐，我也拒绝了，我不想破坏父亲制定的“不许家属坐专车”的规定，车几成摆设。

徐师傅早年就认识父亲，他给我讲了许多父亲的事：比如“火车头事件”。父亲在浦口时期，军阀混战，孙传芳急于往北方撤退，强行把站长绑在火车头上，逼迫司机开车。传达室知道了就通知父亲，父亲赶到：你绑我好了，但我要先打一个电话。后来给上级打电话，说明这是违反铁路规定的，而且危及到的不是一个人，士兵和老百姓都有危险，于是站长被放了，我父亲也安然无事。

父亲在南京住在走廊搭建的一间小房子里，吃饭与工人一起吃食堂。他不苟言笑，尤其不能容忍浪费粮食的行为，有时会拿着笊篱在泔水桶里捞来捞去，看有无浪费的粮食。一次，他在放废物的竹筐里发现有块儿吃了两口的大饼，便发了脾气，追查是谁扔的，没人敢承认，他训诫：你们吃着大米白面，知道有多少人连看都看不到，更甭提吃了！后来有个工人站出来说：是我的孩子吃了两口饼，发现上面有机油，就扔到筐里了，我回家一定教育他。以后厂里就制定了新规：家属不准进车间，更不许在厂里长时间逗留。打那以后，大家都很遵守规定，也经常检查车间厨房各处有无浪费现象。

父亲当时留着须尾往上翘的八字胡须，习惯用拇指与食指捏住须尾往上捋。工人们只要一做这个动作，就表明老夫子来了，工人们怕他但又由衷地佩服他！

怪老头父亲,怪在不识时务

还有人叫他老夫子是带着讥讽和不屑，嫌他的不通融、不世故，做人做事的死板教条。建厂之初父亲订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其中一条就是严禁职工和家属以出厂价买烟。烟厂由最初的十几人很快发展到了有近百名的正式工（不算临时工），股东的队伍随之扩大，对父亲的非议也随之而来。一些股东和家属看上了倒卖香烟的巨大利润，而父亲的制度阻碍了他们发财。1943年左右董事会改组，烟厂改名号为中华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指定了一名新的副经理，庶务主任、会计、出纳、库房管理都换了人。父亲被任新成立的烟叶银行总稽核，而烟叶公司这边保留的副经理却是有职无权了。之后许多人大发其财，内部买了烟到市场上以高价售出，并逐渐控制了市场的香烟价格，父亲对此已无能为力。

一些人叫父亲“杨老夫子”还是客气的，不客气的就是“怪老头”。在他们的眼里父亲怪在不识时务。父亲有许多朋友在南京伪政府谋事，父亲秉承一条原则：不参加他们的任何活动、任何宴会。大哥辅仁大学毕业了，一度想去日本留学，也被父亲阻止了：你想当汉奸呀！这时日本已显出颓败之势，父亲担心大哥找工作当中与日本人牵扯上，便叮嘱大哥不要急于工作。日本人接管烟厂邀请父亲再度出山，父亲坚辞不就，并作述怀诗四章言志：“市隐知公愿不违，每瞻北斗辙依依。名场见说曾腾跃，文采风流士所归。逸兴豪情那便休，拿音却为雅人留。黄花晚节坚如民，傲骨尘霞作锦秋。”当时亲朋好友和诗不下百首，包括当时的闻人政客，可谓一时舆论四起，这样才免遭日本人的迫害。父亲趁此北上逃离了光复前的黑暗，其时父亲正值花甲之年。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在北平的父亲兴高采烈，赶回了南京迎接国府还都，结果光复后的情形让他大失所望，烟厂的总经理、副经理全被作为经济汉奸关进了监狱，中华烟厂、烟叶银行都以逆产为名归入了党产，而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就此纷纷发财，真是前门拒狼后门又进虎。

1948年父亲转至北京养病。1949年国民党败局已定，父亲的一些朋友准备随政府赴台，相邀父亲同往，此时的父亲对国民党已失去信心，而共产党呢，他听老友蒲薛凤（我家住屠家小院时期，还在清华任职的蒲是家中常客）说过一二，浦在南京光复时是行政院副秘书长，在梅园曾与周恩来会面，认为周是个诚恳的人。父亲受其影响，对共产党心存好感故而拒绝了赴台。5月父亲病逝，享年65岁。出殡走的正阳门，城楼上已见挂上了改天换地的领袖像与解放的标语。

父亲对我们几个子女抱有的希望是哥哥学教育，所以上的辅仁大学；姐姐学艺术，上的北平艺专学雕塑；二哥送警察学校；我从事实业，到烟厂从做工开始。但是我们赶上的是个动荡的年月，大哥最后成了建筑工程师，姐姐成了一所子弟学校的老师，二哥一直在银行工作，而我则进了音乐界。母亲说父亲希望家中能出教育家、外交家、工商界人士、军警界人士，而所有这些都因为世道改变了原有的轨迹。

供图/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