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里石道” 清代的“京通快速路”(图)

■杨家毅

提起京通快速路，大家都知道这条近14公里，西起朝阳区大望桥，东至通州区北苑桥的路是北京市通往通州区的一条城区快速路。而在清代，为满足京城运粮，缓解通惠河的运输拥挤现象，保证京城至通州各仓及漕运码头之间的通畅，曾经将土路铺起一条“四十里石道”。

从永通桥上下来，向东行二百米，在京通路旁有一座碑亭，内有一石刻巨碑，此碑即为著名的“御制石道碑”。这也是古代京通交通运输的见证。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皇帝为记载此事撰文并筑立“御制通州石道碑”。碑由艾叶青石制，身高5米，宽1.6米，厚0.8米。碑周身雕群龙戏水，内纵刻碑文，左为汉字，右为满文。原碑亭被八国联军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烧毁。现在看见的碑亭是2005年重修的（见上图）。京通石道在清朝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便利了入京运送漕粮的车辆，也加强了通州与京城的联系，是通州城通往京城的重要基础设施。

通惠河时断时续

京通陆路发挥重要作用

通州是首都北京的东大门，各个朝代都十分重视京通间的交通联络。通州与京城之间除了大家都熟知通惠河等水运通道，还有陆路交通。据文献资料记载，早在秦朝，连接广阳郡蓟城到辽东郡襄平的蓟襄驰道，从蓟城（今北京）出发，途经今通州地区，将通州与北京紧紧联系在一起。

到了金代，京通间有陆路官道，其路线为，从金中都城出发，三十里到交亭（今朝阳大郊亭），再三十里到潞县。《金史·河渠志》有“金都于燕，东去潞水五十里……然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故常徙事陆挽，人颇艰之。”的记载，说明京通间除了驿路，还有商民运粮的陆路。明清时期，由于通惠河时断时续，京通间的陆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是土路，路况十分不好，如遇雨雪天气，更是雪上加霜：“轮蹄经涉，岁月滋久，地势渐洼，又时雨即降、积雪初融之候，停注泥淖中，有一车之蹶需数十人之力以资牵挽者矣。”（《通州御制石道碑碑记》）

到了清代雍正年间，为解决京通间的陆路运输，雍正皇帝命令修通州至朝阳门的石道。该工程始于雍正七年（1729年）八月，至雍正八年（1730年）五月告竣。石道总长为五千五百八十八丈有奇，约十九公里，一般称京通间四十里石道。石道宽二丈，两旁修土道各宽一丈五尺。除了京通间石道外，由通州新城、旧城至各仓门及东西沿河两道，也为石路，共计长一千五十余丈，约三点五公里。据《通州御制石道碑碑记》记载，共费帑金三十四万三千四百八十四两有余。

关于京通四十里石道具体线路，现已很难考证。笔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明清时期朝鲜使臣到北京朝贡时，留下的系列日记（一般将访问明朝的记闻称为《朝天录》，访问清朝的记闻称为《燕行录》，韩国东国大学教授林基中教授将其编纂形成《燕行录全集》）。其中一朝鲜使臣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通州（石路始此）八里至八里桥（永通桥），一里（至）管家庄，二里（至）杨家闸，二里（至）三间房，三里（至）定府庄，三里（至）大王庄，二里（至）太平庄，二里（至）十里堡，三里（至）八里堡，二里（至）红门，三里（至）弥勒院，三里（至）东岳庙，五里（至）朝阳门”（《燕行路程纪》）。可见，这条路不仅是京通间运粮通道，也是驿路，海外使臣由此进入京城。

值得一提的是，该石道不仅仅从通州到朝阳门，而且通州新城、旧城至各仓门也通石道，这样就极大地提升了通州城市主干道路水平。政府部门对城内石道严格管理，市场只能分布在石道的两侧，而不能占道经营。为保证道路通畅，车辆不能并排行进。

京通石道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京通快速路”。修通后，“此道行人既多，且系京城大小官员支领俸米必由之路，著由朝阳门至通州大道皆铺墁石块，酌量可容二车，两旁土道，亦著修理平整。”（《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工部桥道》）

便利运送漕粮车辆

加强京通联系

从通州到朝阳门为四十里石道，乘车行进在石路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朝鲜使臣多有记载。“通州至北京四十里路，皆铺石。日夜为车辙所磨砺，往往有嵌缺处，车行其上，摇荡欹侧殊可苦。”（《燕辕直指·卷三》）

朝廷十分重视石道的维修和养护工作。相关史料比较多，限于篇幅，试举几例。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雍正年间修筑的朝阳门外的石路已有损坏，乾隆命令大修。在修葺的过程中，乾隆皇帝十分关注工程质量，他反复强调要“毋节帑，毋狭材。帑节是重糜帑也，狭材是重废材也。”修成后，朝阳门石路长“六千六百四十四丈有奇，支户部金二十八万四千九百有奇。”（《清高宗御制文初集》卷21，《重修朝阳门石道碑文》）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通过捐资，对通州城内石道进行修缮。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仓监督姚光璐和漕运州判徐塘主持捐修通州城内石道。据《重修石路桥坝碑记》记载，具体情况是自通州城内新街口至龙泉庵止，共长一百六十五丈；自赶驴桥东起至西门里洞止，共长五十七丈；自西门外天成庵起至第一座涵洞止共长二十七丈三尺；自新城南门起至西仓南门止，择要拆修凑全十五丈。以上工程于第二年六月告竣。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和二十五年（1845年），京通士绅捐资二万二千八百四十七串五百四十文，修缮石路的长度共计三百六十二丈六尺五寸。

在维修道路的同时，桥梁、闸坝等设施也得到了及时维护。例如，道光年间，在修缮石路的同时，又建旧城南门外哈叭桥一座，将滚水坝桥和普渡桥，由木桥改为石桥。哈叭桥早已没了踪迹，但是在明清时期，该桥是南方各省商贾进京要路。该桥位于新城南门外迤东的位置，为南溪闸泄水区，顺治、雍正年间两次大修。到了道光年间，“地脚松浮，桥面坍塌，渐就磬圮。”（《重修哈叭桥滚水坝普渡桥碑记》）

这条石道是什么样子？咸丰十年（1860年），法军上校杜潘在《远征中国》一书中这样描述道：

路面有大块的石板铺成……路的两边，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几座白色大理石石雕，这些雕像的形态奇特且充满想象力。石雕的主题都是相同的：下面是一个巨大的大理石乌龟，乌龟的背上驮着一根方形石柱，石柱上雕刻着一些五爪的大龙，它们弯曲着相互缠绕在一起，形态奇怪。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石道不仅有实用功能，而且还体现着王朝的威严和盛世气象。京通石道在清朝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便利了入京运送漕粮的车辆，也加强了通州与京城的联系，是通州城通往京城的重要基础设施。

石道被毁

仅剩修建所立石碑

遗憾的是，此石道在民国年间被破坏殆尽。民国三十年（1941年）前后，通州城内石道就几乎不存在了。《通县志要》记载：“（当时）由城内牛市至西门外三间房一段，民初修京津公路时拆去。其西仓至新城南门一段，亦同时拆去。由牛市至旧城南门一段，系冀东政府时拆去。”

时至今日，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京通快速路”已无踪迹可寻，仅剩下修建石道时所立石碑。京通四十里石道完工后，雍正皇帝十分高兴，亲自撰写了碑文，故称“雍正御制石道碑”。该碑原有碑亭，黄琉璃筒瓦带四角攒尖宝顶，和玺彩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将碑亭烧毁。

该碑面南而立，艾叶青石质，满汉双文，刻有雍正御笔碑文。螭首龟趺，集圆雕、浮雕、线刻于一身，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1985年，该碑被公布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雍正御制石道碑和附近的八里桥一起，被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说到这里，还有一事值得一提：2005年前后，在修建通州北苑高架桥时，按原先规划方案，要将石道碑移往别处。当时的文物部门据理力争，坚持原址保护。后来在通州区主要领导和北京市文物局主要领导过问下，现场办公，决定不仅不能迁移，还要在原址重建碑亭。通州此举受到国家文物局表扬，在全国的文保界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