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1日，“北京”号机组在广州白云机场起飞前合影，史称“八一开航”，左五为潘国定。
单机起义后的李福遇。
▲刘敬宜和陈卓林。
本报记者 杨丽娟
位于北京昌平小汤山的中国航空博物馆，陈列着一架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研制的CV-240型客机。这架飞机被毛泽东主席题名为“北京”号，但它最初的外观却喷涂着原国民党政府的标志。它是1949年震惊世界的两航起义领队机。
68年前，这架当时名为“空中行宫”的中国最大客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悄悄改变了原定飞往台北的航向，引领11架飞机一路向北。
归来的12架飞机和两航人员，成为新中国民航史上浓墨重彩的最初一笔。在其鼓舞下，国民党在香港的27个机构相继起义。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曾经豪华的“北京”号已经退役，而中国民航事业早已跻身世界前列：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和客运周转量持续稳居世界第二位，国产大飞机C919不久前成功首飞，世界最大航空枢纽北京新机场即将建成……
中国民航振翅高飞，风鹏正举。
困境
1949年11月9日清晨5点，香港启德机场的跑道上，停靠着12架整装待发的飞机。晨色朦胧中，两位帽檐低扣、步履匆匆的神秘男子，快速登上了12架飞机中最大的“空中行宫”号。刚上飞机，其中一位男子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刀，到厕所和后舱仔细检查，他担心飞机上混进了国民党特务……这名男子是原国民党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简称“央航”）总经理陈卓林，与他一同登机的，是原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总经理刘敬宜。
两位航空公司总经理乘坐飞机出门，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这一次，两人都格外紧张，因为他们的飞机并非飞向航班表上的台北，而是即将在空中悄悄调转方向，飞往北京。
从英国控制的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瞒天过海，北飞，对于站在命运十字路口的两位民航巨头，以及他们掌舵的中航和央航两大公司来说，并不容易。
中航成立于1930年8月1日，由国民政府和美国的公司合资经营。央航的前身是成立于1931年2月的欧亚航空邮运股份有限公司，1943年3月改组为中央航空运输公司。
生逢乱世，初创时期的两家航空公司经营异常艰辛，但抗日战争后期的“驼峰空运”，以及抗战结束后从西南到各大城市需求旺盛的“复员运输”，给了两家公司迅速发展的机会。截至1948年底，中航已经拥有飞机60架，运输总周转量在当时的国际民航运输协会各成员航空公司中名列第8位。央航也拥有了2700余名员工，42架运输飞机，其中6架还是美国最新式的CV-240型飞机，可谓与中航并驾齐驱的国内民航巨头。
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后期，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节节溃败。当国民党被阻隔和包围在水陆交通几乎断绝的个别城市和西南部分地区时，空中运输就成了其支撑战局最重要的生命线。除了空军，两航公司的飞机也被要求运兵、运粮、运弹药，只剩下少数客机正常运营。
更严重的是，随着一座座大城市的解放，国民党政权不得不向南方迁移，而大本营在上海的两航公司不仅航线随之急剧萎缩，还接到了当局一道又一道南迁的指令。1948年12月开始，两航在风雨飘摇中陆续撤至香港。
按照国民政府的本意，两航应迁至当时国民党掌控的昆明或海峡对岸的台湾，但刘敬宜和陈卓林很清楚，昆明只是暂时安全，台湾更是弹丸之地，去那里发展航线基本只有死路一条。他们不约而同，都把公司的核心机航组迁到了香港——当时远东地区最重要的国际航空港。
孰料，号称“自由港”的香港并没有带给两家公司转机。两航的规模，在当时的亚洲都是首屈一指的，树大招风，自然会与英资同行产生利益冲突。据说，当时有一位英国航空大臣到香港，一下飞机，看到机场四周到处都停放着中航、央航的飞机，当场就对接待人士大发脾气：“这里是中国的机场还是英国的机场？”
果然，1949年6月10日，港英民航处就通知中航，须于一个月内将中航飞机大修厂和发动机修理厂迁出启德机场。7月29日和8月11日，港英当局又先后下令征用中航两处厂房，并限于8月15日移交。重压之下的刘敬宜无奈慨叹：“今天我们面临的已经不是一个如何渡过难关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求得生存的问题。”
央航公司因为规模稍小，没有受到直接冲击，但撤至香港的央航，此时仅剩下6条航线，员工们的生计眼看也没着落了。
大陆已撤离，台湾不能去，留在香港又受排挤，拥有几千员工的两航公司究竟该何去何从？刘敬宜和陈卓林陷入了困境。
一张笺条
或许是对后来的困境有所预料，或许是对共产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好感，刘敬宜在离开上海赴港的最后关头，留下了一张关键的笺条。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时任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的蒋天然，奉命接收中航和央航残留在上海的资产。这天，蒋天然从中航留守上海的人员手中发现了一封信：
我公司留存上海之飞机及各种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并清点造册，将来移交给新政权。
信上没有落款，但蒋天然很快确认，这封信正是刘敬宜临走前留下的信笺。与信笺一起留下的，还有683名员工，相当数目的美元、黄金、银元，以及价值不菲的航空汽油和飞机器材。
蒋天然是个老航空人，早在1945年，他就参与过东北老航校的建设。那时，老航校汽油紧缺，他还试验出可替代汽油的96度高纯度酒精，解了航校飞行训练的燃眉之急。见到刘敬宜留下的笺条和物资，蒋天然立刻意识到，眼下正是一个机会，一个可能争取刘敬宜甚至两航公司的机会。
他立刻向时任上海军管会主任的陈毅和副主任粟裕汇报了情况。不久，一份《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摆在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建议策动两航起义。周恩来当即回电同意。
事实上，争取两航的想法并非一时萌生，而是由来已久。
1949年初，解放战争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时，中共中央就意识到，民航事业将是未来新中国的一个巨大缺口。况且，败局已定的国民党军，尚未放弃最后的挣扎，包括两航在内的空中运输力量，正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如果能够争取中航和央航，制衡国民党的“空中补给线”，不仅有助于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更将为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奠定基础。
正因如此，1949年2月，中共中央就曾与央航总经理陈卓林的人秘密联络过。出身于军阀队伍的陈卓林，早年投靠了蒋介石，但因非嫡系一直得不到重用。1943年央航运营状况处于最低谷时，陈卓林被排挤出军界，派任央航总经理。他对蒋介石可谓积怨颇深，于是，1949年2月，他便密派人手与我党接触。同年4月，国共两党在北京和谈时，秘密将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的家属送至北京的，就是央航的飞机。
与陈卓林不同，刘敬宜是个典型的技术人才，受“实业救国”思想影响很深。他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密执安大学，归国后深受蒋介石器重，一直担任工程技术领导工作，与其他国民党高层之间的关系也颇为密切。
争取刘敬宜，似乎并没有十足把握。但刘敬宜留在上海的笺条，却像一颗定心丸，让此事有了转机。倘若他真的对国民政府完全信任，对共产党充满敌意，必然不会做出如此交代。
很快，周恩来决定，由“特工之王”李克农负责，全力策动两航起义。接受任务后，李克农很快联络起了一张铺天盖地的情报网，其中包括中共地下党的香港系统和上海系统、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民主党派等。
被派至香港直接组织策反的，是上海方面推荐的中共中央情报部干部吕明，以及潜伏在央航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查夷平。前者，曾在美国学习飞行时与刘敬宜结下师生之谊；后者，是央航时任副总经理，资格老，人脉广，1949年4月央航密送张治中家属去北京，就是查夷平冒险安排的。
吕明和查夷平临行前，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们并嘱咐，务必要停止单机起义的策反工作，以免打草惊蛇，要努力争取两航员工的全面起义。
1949年8月中旬，28岁的吕明和54岁的查夷平肩负着周恩来的重托，乘轮船前往香港。他们没有想到，就在二人抵达香港的第二天，策反就出现了意外。
单飞
1949年8月24日，吕明、查夷平到达香港的当天，就去拜访了态度相对积极的陈卓林。两人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和希望，在香港正处于困境的陈卓林高兴地欢迎两人，双方相谈甚欢。
谁料，第二天下午，陈卓林正在办公室查阅文件，秘书进来报告：央航飞行员李福遇驾机跑了！跑到大陆共产党那边去了！军阀出身的陈卓林一身江湖气，闻听此言顿时怒了：昨天还与共产党谈得好好的，一夜之间，就背着我搞出这种事，这不是挖我的墙脚吗？太不够意思了！生气的不只陈卓林，很快，远在台湾的蒋介石也得到了消息。陈卓林不得不奉命赴台述职，又挨了蒋介石一顿训斥。
陈卓林哪里知道，吕明和查夷平出发前就被指示停止策反单机起义，这一次李福遇驾机北飞，纯属巧合，两人事先也根本不知情。
原来，早在两航还在上海之时，中共上海情报部门就已经打入其内部。两航迁港后，中共香港地下党很快与潜伏在两航内部的中共秘密党员——中航香港办事处处长何凤元、报务员陈耀寰、陆元斌等人取得了联系。吕明和查夷平抵港前的两个月，何凤元就接到香港地下党的任务，策反刘敬宜。
据何凤元的夫人张滢华回忆，何凤元接到任务后左思右想，觉得自己只是个小小处长，要单独说服刘敬宜确实力不从心。于是，他找到自己的清华同学、中共香港地下党负责人、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介绍刘敬宜与乔冠华会面。为防止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张滢华特意以一位女性好友的名字，在香港新开张的一家英商豪华酒店开了一间房，作为刘敬宜和乔冠华会面的地点。
在酒店房间，乔冠华和刘敬宜足足谈了一个晚上，他诚恳地为刘敬宜分析国内外局势，告诉他中共中央一直在期盼着两航，回大陆，对于中航的现状和未来发展，都是最好的选择。显然，这句话给了刘敬宜新的希望，用何凤元的话说，这次会面“在争取刘的工作上取得了一定进展”。可惜，态度和气的刘敬宜并没有就起义明确表态。乔冠华和何凤元感到了刘敬宜的顾虑重重，于是，他们决定先策反个别飞行人员，以敦促刘敬宜下决心起义。
就这样，策反的目标锁定在了中航飞行员李培槐和央航飞行员李福遇身上。这两位飞行员曾在中航共事，抗日战争时都参加过“驼峰空运”，飞行技术了得，尤其是李福遇，还当过蒋介石专机的副机长，但不管是在中航还是央航，两人却都被外籍员工欺压，算得上一对难兄难弟。
直接策反这对难兄难弟的，是地下党员、中航报务员陈耀寰。按照原定计划，两人应在8月27日每人一架飞机，同时起义。不想，起义前两天，李福遇得到一个偶然机会，竟先行驾机起义了。
陈耀寰在《李福遇从广州驾机起义的经过》一文中详细记载了这次突发事件：8月25日早晨，李福遇搭乘央航的501号班机去广州，提前察看白云机场的警卫情况，以便为两天后的起义做好准备。没想到，飞机在广州降落后，旅客都走了，机组人员也去吃饭了，还没下飞机的李福遇发现，机场警卫人员似乎没怎么留意他。再一看油表，飞机竟然已经加满了油，这简直像是特意为他起义准备的飞机。“这个机会很好。”一个念头闪过，李福遇当机立断，拔掉机轮梢子，卸下方向舵夹板，取下机梯，就发动了飞机。飞机起飞后，机场出动了一辆吉普车来追拦，指挥塔台上传出了喊话的声音，李福遇都没有理会，径直飞向了东北方向。当天下午，李福遇驾机降落到已经解放的南京明故宫机场，三天后，又从南京飞往北京南苑机场，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单机起义的李福遇受到了北方军民的热烈欢迎，也在两航员工内心激起了不少波澜，这本身是一件鼓舞人心的好事儿。可这件好事儿，对于全面争取两航的工作却是意想不到的冲击。面对大光其火的陈卓林，吕明和查夷平只能一边向陈卓林解释，一边抓紧补救，尽快联系香港地下党方面统一行动。
很快，吕明先后与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等人接上了头，并一一传达了中央的决定。9月初，吕明召集会议，两航起义的六人核心小组成立，成员除了吕明、查夷平、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五人，还有中央社会部驻香港的情报人员朱汉明。策动两航全盘起义的战斗，终于要正式打响了。
分层策反
全盘起义，其难度完全不是单机起义的简单累加，两航公司上下几千人，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泄密。但全盘起义又必须有足够的人员参与，要让多架飞机及备用器材和设备飞上天，不仅要策反足够的飞行员，还需要机务、航务、地勤等各个部门的协同配合。
六人核心小组决定采用分层做工作的办法，上层主要是指总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中层主要是飞行员、各业务课长等，基层则包括机械员、报务员、航材员等。他们对任务做了明确分工，吕明全面负责争取两航总经理和飞行人员的工作；查夷平主要负责争取陈卓林等央航上层；何凤元负责争取刘敬宜等中航上层；陆元斌、陈耀寰负责争取飞行人员和两航基层人员；朱汉明则负责与情报部门的联络。
分工完毕，吕明换上唯一的一套高级西装，开始活跃在香港豪华的酒吧间、咖啡室、露天花园和游泳场，伪装成上层人士与各路“朋友”、“合作伙伴”侃侃而谈。几乎没有人知道，那时的吕明已经累病了，身患肾炎的他双脚浮肿，有时甚至不能下地走路。但为了争取刘敬宜和陈卓林，他全然不顾，坚持多次上门，与两位总经理促膝长谈。
陆元斌、陈耀寰开始悄悄搜索可靠的飞行员。陆元斌很快想到了跟自己相熟的秦永棠，秦是中航公司为数不多的中国籍机长之一。他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曾目睹日寇飞机轰炸中国，早早报考了空军，希望报效祖国，结果却阴差阳错，去美国学飞行后成了一名民航机长。
▲1949年11月9日，两航起义北飞机组在天津的合影。
毛泽东主席致电祝贺两航起义。
停放在中国航空博物馆的“北京”号飞机，它曾是两航起义领航机。
本报记者 杨丽娟
刚随中航落脚香港时，秦永棠的生活令人颇为羡慕，住别墅，开汽车，每个月薪水足有2000美元，不用担心通货膨胀，余钱又用不完，他甚至还在香港置下了一块地皮。然而，这样的生活没有持续太久，秦永棠发现，很多航线今天还在飞，明天机场解放了，航线就没了。休息的时间越来越多，深爱飞行事业的他却越来越为前途忧心。
一直在暗中留意秦永棠的陆元斌，就在这时找到了他，两人彼此相熟，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迁往台湾的事情，秦永棠说：“我知道这个事情，台湾，每个人都不愿意去，那地方是个死胡同，去了就出不来了。”陆元斌又问到他留在上海的母亲，一直思念亲人的秦永棠打开了话匣子，说最近母亲正好写信来，信里说解放军进城后都不进老百姓家里，睡在马路上，老百姓给他们吃的东西，他们也不吃。几句闲聊下来，陆元斌心里有底了，就试探着问：“飞到北京去怎么样？”秦永棠当即回答：“有百分之五十的中国机长回去，我就跟大家一道回去！”
半个多世纪后，已是耄耋老人的秦永棠谈起当年的起义，说得特别简单：“我一辈子就想飞行，新中国是一定要发展民航的，回去肯定有用武之地。”其实，两航的很多飞行员都跟秦永棠类似，他们没有考虑那么多，他们热爱飞行，希望一直投身中国的民航事业。如果说回大陆有什么顾虑，就是陈耀寰所说的“对共产党没有多少认识”。
摸清了这样的心理，陆元斌和陈耀寰策反飞行人员的工作就顺利多了。短短一个多月，两人就像滚雪球似的，发展了秦永棠、陈达礼、邓重煌等几十名飞行人员。有的飞行人员是副驾驶，平时受美国籍机长压制，没有亲自操作飞机起飞、落地的机会，陈达礼还通过航行部门特意安排副驾驶和可靠的中国籍机长一起执行飞行任务，以便副驾驶在起义前得到更多的操作机会。
为了尽可能保密，六人核心小组采取了单线联络的工作模式，也就是说，一名上线人员只负责发展一名下线，彼此之间都不知道更多的同伴和消息。在正式起义之前，即使是平时最相熟的同事，也不知道对方是否已参加起义，就连起义的核心成员陈耀寰也是如此，只要不是自己直接负责联络的人员，全都对其保密。他曾回忆过这样一个细节，和他同住一个宿舍的一位飞行员，也在策反名单之内，只不过动员这位飞行员的工作不是陈耀寰做的。一天晚上，陈耀寰回到宿舍，见同事正在研究新航线，他便过去与同事攀谈，见这位同事神态自若，举止自然，丝毫没有提及和暴露起义的事情，陈耀寰表面上也若无其事，心里却放心不少，起义的保密工作还是很到位的。
与此同时，策反基层人员的行动也在悄无声息地进行。与上层和中层人员的目标明确不同，基层员工人数庞大，构成复杂，仅靠六人核心小组的力量远远不行。为此，陈耀寰找到了一个好帮手，那就是9月11日成立的港九民航工会。
港九民航工会是在香港成立的合法机构，也是两航基层员工的家。当时的港英政府和国民党特务不可能知道，推动组织工会成立的骨干中，就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如央航修造课液力股股长楼阅棅，中航机械员胡理昌、何祖锐，中航材料员魏应鹏等。他们更想不到，工会从成立的那天起，目的就是争取两航员工投奔祖国怀抱。
陈耀寰与工会接上头后，工会的目标就更加清晰，一方面动员基层员工，一方面务必避免单机起义，一切为了全盘起义的大局。只不过，出于策略，工会把活动口号定为“拒绝迁台”——这既喊出了大部分两航员工的心声，又正中刘敬宜和陈卓林的下怀。
在“拒绝迁台”的口号下，工会创办会刊，开展读书会、歌咏队、专题讲座，各种活动办得不亦乐乎。而所有的活动，都如春风化雨，有意无意地介绍着两航留守上海的员工感受、员工亲属在内地的近况、上海解放后的情况……
摊牌
动员中层和基层人员的行动如火如荼，日渐成熟，但直到10月，两航的关键人物刘敬宜和陈卓林的态度还不甚明朗。
先说刘敬宜，除了与乔冠华的会面，吕明、何凤元又与刘敬宜洽谈了多次。面对拖着病体的昔日学生吕明，刘敬宜十分感动。聊到两航的前途，他也曾明确表示，自己可以去台湾，但中航绝对不能去。
为了帮助他应对蒋介石催促迁台的一道道指令，何凤元还与刘敬宜达成一致，策动中航会计人员编造迁台费用时，把预算扩大到200万美元。这样一笔巨款，已是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政府短时间内无力支付，迁台之事果然拖延了下来。
然而，只要谈到起义，刘敬宜就避而不谈。次数多了，他只对吕明表示，“不干涉、不表态”。这样的态度，已让吕明欣慰不少，说是不干涉，不表态，实际上已是默许。刘敬宜甚至还提醒他，中航美籍员工多，此事不可让美国人知道。吕明大概猜到了刘敬宜心中所想。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日已经成立，10月14日，广州解放的消息传到香港，刘敬宜太清楚两航的前途在哪里，他内心放不下的，或许只剩下蒋介石的知遇之恩。
可惜，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对刘敬宜似乎已经没有太多的旧情和信任了。10月下旬，蒋介石突然电召刘敬宜和陈卓林赴台述职。陈卓林称病未去，刘敬宜自认问心无愧，于10月25日只身前往台湾。没想到，到台北刚下机场，接机的人就紧张地问他，有没有把中航在广州的器材私自运到广西，如有此事，请马上返回香港；如果没有，可以带他去见蒋介石。刘敬宜坦然回答并无此事，这才没被为难。次日，除了面见蒋介石，刘敬宜又被国民党东南行政公署长官陈诚面谈两次，催促他不要再拖延迁台，他只好先口头答应，才得以返回香港。回港后，他还心有余悸，对人说“几乎被扣留”。
没几天，刘敬宜又接到加急电报，要他立即赶到重庆白市驿机场。他大惑不解，重庆已在解放军的包围中，国民党军队还在抵抗，却已是朝不保夕，况且，白市驿机场是军用机场，素来与民航没有业务往来。刘敬宜拿不定主意，打电话给陈卓林，这才得知陈也接到了电报，一向对蒋不大信任的陈卓林连连劝阻他：“去不得！万万去不得！有人要以极恶劣手段对付我们二人！”这一次，刘敬宜没有冒险奉命。他内心的天平，已经悄悄开始倾斜。
力劝刘敬宜的陈卓林，此时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经过吕明和查夷平的一次次谈话，以及大陆传来的一个个喜讯，他不再计较此前李福遇的单飞，不仅同意起义，而且还主动出面，亲自找央航的中高层人员谈话。
香港的进展传到北京，远在北京的周恩来办公室召开了关于争取两航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李克农、蒋天然分别汇报情况后，周恩来对起义时间、飞行安排、起义人员的接待以及两航起义后的各项政策做了明确的部署安排。
万事俱备，唯一的不确定因素只剩下刘敬宜了，吕明等人不甘心，他们决定对刘敬宜进行最后一次争取。
11月7日，距离9日的最后起义只剩下两天，这天夜里，吕明在查夷平、何凤元的陪同下，来到太子道274号的刘敬宜家里。像往常一样，吕明见到刘敬宜先叫“刘老师”，随后，他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何凤元则趁机送上一份文件请刘敬宜过目。
这是一份中航起义宣言文本。宣言中，签名人员直言不讳：“我们全体员工，郑重而恳切地向总经理表示，请正确而坚决地领导我们……我们一切准备均已完成，意志非常坚决，假如总经理不肯来领导我们，我们将被迫而采取单独的行动。”宣言最后，是42名飞行人员、高层管理人员、工程师等的笔迹不同的签名。
这无异于一次毫无保留的摊牌行动，早已倾向回大陆的刘敬宜，此时终于放下内心的顾虑，下定决心，率众起义。至此，两航起义的动员工作圆满完成。
起义前夜
1949年11月8日，起义前的最后一天，一份两航起义北飞人员的名单拟定而成。在中国民航局档案馆，我们可以看到这份题为《起义北飞的两航总经理及一行人员》的珍贵文件，文件记载了刘敬宜、陈卓林、吕明、查夷平等人的名字，以及驾驶12架飞机起义北飞的详细机组人员的名字。
很多人不知道，就在前两天，六人核心小组拟定的计划还是中航和央航各出动10架飞机，一起北飞。没想到，到了起义的最后关头，央航却出了问题。军阀出身的陈卓林一直自信地认为，他在公司威望极高，一一谈话后必定一呼百应，再加之此前李福遇的事情，他也担心再出纰漏导致泄密，故坚持央航飞行员的安排由他本人亲自负责。考虑到大局，吕明依从了他，但结果却出乎意料，由于陈卓林一直倚重的副经理陈文宽等人的坚决反对，整个公司竟然派不出足够的飞行人员。原本中航策动的飞行人员已超过10架飞机所需，但时间太晚，临时调配人员也来不及了。最终，20架飞机早已准备好，却因飞行员不够只能北飞12架。
万幸的是，陈文宽虽反对起义，但并没有告密。起义的准备工作就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中进入了最后阶段。
这天下午，在外连续飞行了两周的秦永棠回到香港家里，终于接到了开会通知。和每一个起义人员一样，他一直不知道起义的确切时间，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参加，直到晚9点如约到达开会的陈达礼家，才赫然发现起义人员坐了满满一屋子，第二天一早就是正式的行动时间。
这个最后的会议由中航飞行员陈达礼主持，他强抑内心的激动，向大家详细传达了最终的飞行安排：中航10架，央航2架，其中央航的“空中行宫”号飞机飞往北京西郊机场，另外11架均飞天津张贵庄机场；上海、武汉、济南、石家庄机场已做好准备，可落地加油；万一因故迫降，就对当地解放军同志说，是李克农首长叫我们来的，这样就能得到保护和照顾。
传达完毕，房间里活跃起来。有人忽然提出：“如果国民党出动空军拦截，怎么办？”民航飞机都没有自卫武器，这么一说，大家不由得紧张起来，七嘴八舌地讨论如何应对战斗机。
秦永棠见讨论没完没了，斩钉截铁地甩出一句：“作为一个飞行员，第一个，你不要怕死，你怕死就不要飞！”全场顿时沉默下来，最终，陈达礼集纳大家的意见，决定按照飞机型号将航线分为两条，一条经长沙、汉口、郑州直飞天津，另一条经南昌、合肥、济南到天津。而后，他又再三叮嘱大家，途中尽量在云中或贴云顶飞行，尽量避开国民党空军活动半径，一旦被发现就尽量降低飞行高度，或冒险贴地面飞行，使战斗机不易得手……
深夜12点，会议结束，陈达礼叮嘱大家回去好好休息。然而，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这天夜里的启德机场，与往常一样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只有参与起义的人员才知道，这一天是多么不同。机械人员忙着北飞飞机的最后检修，他们还要对留在香港的两航飞机进行特殊的“技术处置”，使其暂时无法飞行；仓库人员动作麻利地把一箱箱器材运到行李房，伪装成乘客行李贴签后再装进机舱；通讯人员默记联络暗号，慢慢校正指定使用的波长；调度人员则按照拟定的起义飞机号码和空勤人员名单，安排了一真一假两个人员方案，真方案里都是起义人员，假方案里则特意安排了不少美籍飞行员，凌晨时分，再打电话挨个通知假方案人员第二天的航班临时取消，不必再到机场，同时，在两航办事处门口张贴“班机延误”“航班取消”的公告，以阻止乘客去机场。
这些冒着风险忙到凌晨4点的地勤人员中，大部分人都不可能在第二天就随飞机北归，但是，他们的心和即将北飞的人们一样，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几个小时后的惊心动魄。
飞向光明
1949年11月9日，天刚蒙蒙亮，睡了不过三四个小时的陈达礼、秦永棠等飞行人员都到了启德机场。在地勤人员的配合下，他们顺利地办完了各项手续，大家互相点点头，迅速找到各自的飞机，各就各位。
时任中航航务代表助理关肇洪这天来得很早，他的工作照例是对执勤飞机进行起飞前的安全检查。依次检查12架飞机，关肇洪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平日里美国籍机长居多的航班，今天竟清一色都是中国机长，往机舱里一看，除了“空中行宫”号搭乘了十几名乘客，其他飞机连个乘客的影子都没看见，有几架飞机的部分座位还被拆掉了，装满了飞机器材。他立刻意识到，行动开始了！
关肇洪也是被策反的地勤人员之一，几天前，他的联络人曾暗示他，北飞就在近期，具体时间待定。此刻，看着眼前的异常，已经明白一切的关肇洪内心激动不已，但他还是和飞行人员一样，故作淡定，耐心检查完最后一架飞机，确认一切妥当后，就将12架飞机放行了。
6点左右，“空中行宫”号向塔台请求滑行和起飞，从停机坪滑出至起飞等待区。随着发动机的巨大轰鸣，“空中行宫”号率先腾空而起，紧接着，其余11架飞机一架接着一架飞向云端。在塔台控制室的航班表上，这些飞机的目的地分别是台北、海南岛、重庆、柳州、昆明等地，但关肇洪很清楚，飞机的目的地就是北京和天津。
他默默地注视着即将远去的飞机，忽然，他发现第四架飞机起飞时，舱门竟然还开着。他心头一紧，这架飞机装载的正是飞机发动机和航空器材，舱门开着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器材会被毁，北飞的计划必定也会泄露！想到这儿，关肇洪飞速跑到塔台，请工作人员呼叫第四架飞机的飞行员马上返航。
没想到，塔台一呼叫，排在第五位正蓄势待飞的秦永棠被吓了一跳：难道起义被发现了？已经飞上空中的机务人员，以及搭乘“空中行宫”号的刘敬宜、陈卓林、吕明等人听到呼叫，心也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生怕行动暴露了。可是，如果无故拒绝返航，引起塔台怀疑，同样会坏了大局。第四架飞机的机务人员只好硬着头皮返航，回到地面才知是虚惊一场。
6点半左右，12架飞机终于有惊无险地顺利起飞，缓缓爬高，待脱离机场塔台的控制范围，12架飞机立即调整航向，奋力北飞。
但是，脱离塔台控制并不代表着危机解除。从香港到北京、天津，至少要飞六个多小时，漫长的航线沿途既没有导航设施，也没有天气实况资料，飞行员们只能凭借经验和感觉飞行。为了躲避国民党空军，飞机还要尽可能在云层中颠簸飞行。
可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飞机快到长沙时，机群里的一架飞机通过无线电通话呼喊：“发现一架敌机！”这下坏了，各机立刻紧张起来，按照前一晚的预案，随时准备钻云或贴地面飞行。幸好，没过多久就发现，又是一场虚惊。原来，是那架飞机的报务员过于紧张，把左前方的一个黑点误看成战斗机了。
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继续向北疾飞。上午9点半，12架飞机的广播里几乎同时响起了清晰的女声播音：“这里是汉口人民广播电台……”这个亲切的呼号，每15秒反复一次，机舱里顿时一片欢呼，这是中共中央专门为起义机群安排的导航信号，听到这个信号，就意味着距离武汉不远了！再往前飞不久，就可以彻底脱离国民党空军的活动半径了。此时此刻，所有人的心终于不那么紧张了，有的机组人员还激动地唱起了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中午12点15分，央航机长潘国定驾驶的“空中行宫”号飞机，载着刘敬宜、陈卓林、吕明、查夷平等人安全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午后1点左右，陈达礼领航的其余11架飞机，陆续降落在天津张贵庄机场。当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空中行宫”号的北飞人员。天津市市长黄敬在天津起士林饭店宴请了其余11架飞机的北飞人员。
几乎在北飞机组抵达北京、天津的同时，留守香港的陆元斌公开了起义消息，备受鼓舞的两航员工奔走相告，纷纷签名响应起义。
第二天，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全体员工通电起义的消息，随着新华社的红色电波传遍海内外。消息一出，轰动世界，不久，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国民党在港机构受之鼓舞，相继起义，回归新中国的怀抱。
而暂留香港的数千名两航员工，为了保护两航留港资产，与国民党展开了长达两年多的护产运动。经过艰难而不懈的斗争，先后有两航起义员工1725人和眷属2427人回归新中国，共抢运回器材约15000箱（件）、汽油3600桶和大量其他物资设备。这些物资，构成了新中国民航事业创建初期的主体。这些归来的两航技术和业务人员，则成为新中国民航的一支骨干力量。“八一开航”、首航拉萨、兴建首都机场，都不乏他们活跃的身影。
如今，中国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民航大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和客运周转量持续稳居世界第二位，国产大飞机C919不久前成功首飞，世界最大航空枢纽北京新机场即将建成……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爱国前辈们68年前那场义无反顾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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