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平
编辑前言
作家老舍《四世同堂》英译本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近两年出版界一件瞩目之事，而今年的《收获》杂志第1期，更是因为刊登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回译的小说《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后半部，一时洛阳纸贵。该刊以50余页、10余万字“原貌恢复”了这部“残缺”数十载的文学著作，被相关媒体认为是《四世同堂》终迎“完璧”。关于这个英译本的重新发现，以及对缺失部分的回译过程，虽然译者在各种采访中已经说过一些，但是，终不及自己写来，能还原其中的曲折与丰盈。“人文版”将分两期刊发译者文章，详述发现失落的版本之始末，并讲述回翻过程中，如何依循老舍写作时的语境，对小说语词近乎考古式还原的甘苦。
十月一日纽约。”
然而，不知出于何原因，或者受谁干涉，《饥荒》的后半部，最终未能发表。在致《四世同堂》日译者铃木择郎和桑岛信一的信（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五日）中，老舍说：“需要对《四世同堂》全部加以修改，因此第三部不宜发表。何时能着手修改还不知道。现在工作繁忙，无闲暇顾及。这实在对不起各位，但也无奈。”及至“文革”，老舍被抄家后，《饥荒》手稿散佚。此后，再也无人能说清，此书原貌到底如何。
幸运的是，时隔六十五年，这个令人困惑的疑问，终于在哈佛大学有了解答的可能，那就是浦爱德档案中的《四世同堂》英译文稿，包括了完整的《饥荒》译稿。（下转34版）
两年前的夏天，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在武汉出简体字版的时候，我刚好也在哈佛大学，找出他写给老舍译者浦爱德的一通信札。从抬头能够看出，此信的转交者，是位于纽约第三大道七五〇号的哈考特－布瑞斯公司，也就是《四世同堂》的美国出版社。
这是一封从未发表过的信，确切地说，是一封文学求援信。信以英语写成，打印在纽约州立大学教育学院信笺上，落款日期为一九六〇年八月四日，距《四世同堂》在美面世已有九年。他当时已至波茨坦的纽约州立大学英语系执教，还在为次年三月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做扫尾工作。在此信札之中，夏氏对“亲爱的浦小姐（Miss Pruitt）”谨慎而又诚恳地说：
带着浓厚的兴趣，读过The Yellow Storm以后，我才得以明白，此书是老舍（舒庆春）自一九四六年起在上海出版的，由三部分构成的《四世同堂》之删节版。
我的论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今冬将在耶鲁大学出版。我看过这部小说分别以《惶惑》和《偷生》为名的第一和第二部，但没有见过第三部《饥荒》，似乎所有美国大学图书馆也均无此书。因此，我想求助于您。我相信，您是《四世》的译者，手上应有一部《饥荒》，而且译书时候会经常用到。我故而冒昧请教，不知可否赐告您所用此版《饥荒》出版者的名字，以及出书时间和地点？如蒙惠示，我会感谢不尽，因为这个信息，将使拙著之参考书目更臻完善。我看过该作品一九五〇至五一年，在上海《小说月刊》的连载，但全部内容仅限于此。
此外，我还想知道，能否劳驾您，把自己的《饥荒》，借我使用一周左右？身为现代中国小说史研究者，无以通读原著，只能仰仗您的Yellow Storm，来了解《四世》后续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发展，我深感愧疚。您的善意，我将铭感不忘。
夏札附于浦爱德档案之中，现存施莱辛格图书馆。就档案本身来看，不能确定浦爱德曾经有过回复。但据夏氏之后的老舍评论，不难推断完整的《饥荒》，最终还是与他无缘。因为，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他视《四世同堂》为“大大失败之作”，并责其“视景”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在结尾的时候，还稍稍渗进了一点自由国际主义的色彩），所凭借的基础并不完全可靠；受其影响，甚至连费正清主编的中国通史，也沿袭成说，对之误加断言：“战争刚结束，他就开始一个雄心勃勃的创作规划，写一部题为《四世同堂》的三卷长篇小说，但未能全部实现。”（李欧梵《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见《剑桥中国史》第十三卷第九章）但是，这些评价也情有可原，毕竟论者看不到《四世同堂》全书，也想不到《饥荒》英译稿仍完好存世，而其结尾亦同一九五一年版The Yellow Storm 全然两样。
一如夏氏所言，《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和第三部之前半部（在一九四五年所写《四世同堂》“序”里，老舍以“段”代“章”，说依照计划写来，第一部为三十四段，后两部各为三十三段，最后合在一起，全书一百段），先后在重庆《扫荡报》“扫荡”副刊（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连载《惶惑》），《世界日报》“明珠”副刊（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五日连载《偷生》），和上海《小说》月刊（一九五〇年五月到一九五一年一月连载《饥荒》前二十段）发表。
其间，一九四六年一月《惶惑》（上册），作为赵家璧编辑“良友文学丛书”新编第一种，以《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上册）》之名（一九四五年五月重庆付排），由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印行。三月，《惶惑》（下册），以《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下册）》为名（一九四五年五月重庆付排），由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印行。十一月，《偷生》以上、下册形式，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印行（每册定价国币四十元），增加后记一篇。出国已逾半年的老舍，在这篇后记里，谈了前两部的出版经过。他说：
“本书写成于重庆，即交给良友公司发行，但该公司以种种关系到胜利后半年才在上海印成书，而初版售罄后，也未见再版。现在良友公司的营业尚未恢复，我已向他们将过去所有该公司初版之《赶集》《离婚》及本书版权按约一律收回，而本书纸型也由我备价购回，交晨光公司出版。本书在良友出版时原名《四世同堂》，其实是《四世同堂》的第一部，现在第二部《偷生》也已交晨光公司同时出版，所以这第一部改名为《惶惑》，连同将来出版的第三部《饥荒》，全书总名还是称为《四世同堂》。老舍三十五
老舍报告经纪人谈跟浦爱德定名《四世同堂》译名的信。
赛珍珠及其第二任丈夫出版家沃尔什。
翻译《四世同堂》时的浦爱德。
（上接33版）
浦爱德档案里的老舍
四年半前的早春，南京的一个赛珍珠纪念会，引我注意到“红色留学生”谢和賡王莹夫妇，和赛珍珠与乔志高等人，在一九四五年前后，曾安排老舍和赵清阁合作之《桃李春风》在美国翻译和演出。这让我想起，多年前在天津看到《老舍书信集》说，老舍在美国的档案，因代理人戴维·劳埃德后人捐赠，藏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受体例限制，老舍信札以外，其他关联信件一概失收。由此，我萌生了用老舍英文档案，续编《老舍美国往来书信集》之念。
二〇一三年五月，我会同好友王海龙先生重返哥大，到几年前读书的新闻学院近旁的巴特勒图书馆古籍善本部，在劳埃德所藏老舍档案中，看到老舍同赛珍珠和浦爱德，围绕《骆驼祥子》、《离婚》和《四世同堂》翻译所留下的许多信件。但是，与《四世同堂》有关的内容并不齐全，更多的资料保存在哈佛的浦爱德档案中。从施莱辛格图书馆官方网站展示的馆藏目录看，浦爱德档案不仅有老舍其他未刊信函，而且还包括浦译《四世同堂》全稿。
几个月后经友人引荐，我致信哈佛燕京图书馆马小鹤先生，再次得到确认：《四世同堂》译稿果然仍在哈佛施莱辛格图书馆。不久，等我在耶鲁大学的出版研究课结束，就于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从纽黑文转至麻省剑桥后，等不及马先生的陪同，就在旅舍搁下行李，直接赶到图书馆所在的拉德克利夫学院。
在随后的一周，经过施莱辛格图书馆的配合和授权，我先后调阅到编号为MC465的十一盒浦爱德档案，细致研究了分装在编号为53-55的常规档案盒中，标有《四世同堂》（“FOUR GENERATIONS IN ONE HOUSE，1945-48”）说明的数百页材料。
按照图书馆的归纳分类，《四世同堂》档案分两部分：其一为全部译稿；其二是同翻译和出版相关的通信、笔记、卡片和零稿。
（一）译稿
《四世同堂》英文译稿，冠以“FOUR GENERATIONS IN ONE HOUSE”之名，打印在相当于A4纸张大小的、薄近透明的白纸上；文稿按先后顺序，每两章，或三到五章，整整齐齐分组装于三十个乳黄色的文件夹内。译稿有三部分，即第一部（Book I）和第二部（Book II）的初译稿（编号1327至1345，均为三十二章），以及初译稿若干零页，稿面上有繁密的改动笔迹，字体潦草，难以辨认；第二部另有一份修订誊清稿，篇幅从三十二章缩至三十一章（编号1346至1350）；以及第三部（Book III），也就是《饥荒》的译稿（编号1351至1356），共三十六章。
由此可以推断，《四世同堂》全书实际上的篇幅，不是原来老舍设想的一百段（章），而是一百〇三段（章）——这实在是一个引人兴奋的新发现。
（二）信件
劳埃德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讨论三方合同补充修订内容，附以合同修订条款数页的来信，以及他（代理人）、老舍（作者）和浦爱德（译者）共同签署的《四世同堂》英译版权代理合同；哈考特公司编辑丹佛·林德里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日来信，以及他所寄来之《四世同堂》（前页front matter）清样六页（作者其他作品目录，《骆驼祥子》《离婚》；标以英文书名The Yellow Storm和中文书名“风吹草动”的扉页；版权页；目录；和主要人物表，两页）；浦爱德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致具体负责删节译稿的编辑格林·戈斯林论译稿信；浦爱德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日和五月二日关于购书事宜的两封信，并哈考特公司《四世同堂》三份版税清单；和夏志清来信一页。
（三）笔记
老舍手写主要人物表（两页），及人物介绍（两页）；老舍谈中国人名习俗的手稿（三页）；老舍手绘小羊圈地形草图（一页）；小羊圈地形图刻印样（一页）；老舍手绘“清水脊”和“花墙子”门楼图（一页）；老舍手稿（第十章后冠晓荷告密钱孟石的故事梗概，两页）；有手写批注的植物名词解释（上列“槐树”，“赤包”，“茴香”，“茵陈”与“茵陈蒿子”，“蒿子”，“府绸”，和“鲶”等词，一页）；浦氏翻译笔记（一页）；诗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英汉翻译对照（一页）。
（四）卡片
卡片上的内容，应是浦爱德用打字机，从不同的书报资料上引录的，其中包括：老舍战时大事记（一张）；老舍著作及其英译简介（一张）；丁易的老舍评论片段（引自北京外文出版社一九五九年英译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六张）；《四世同堂》中富善先生营救瑞宣后段落英译稿（两张）；白芝论老舍《老舍：在他的幽默里的幽默家》摘要（引自《中国季刊》一九六一年十月至十二月号，九张）；夏志清的老舍评论摘要（引自《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张）；赛珍珠《四世同堂》评论摘要（一张）；以及标以“（《离婚》）理想：张大哥”、“理想：老李的爱情”、“中国人遇到马克思主义者：老舍”、“小说：鲁迅”和“小说的未来在过去？”（引自纽约时报杂志格莱迪斯·施密特文章）等题目的文摘（七张）。
（五）零稿
时间为一九四五年八月的《骆驼祥子》无署名书评稿（四页）；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约翰·K·哈钦斯《离婚》书评剪报（一页）；赛珍珠的《四世同堂》书评底稿（两页）；题为“艺术教育”的无名文稿（八页）。
《饥荒》的译稿
众所周知，《饥荒》的创作，和《四世同堂》全书的翻译，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浦爱德由中国回到纽约，即从次年二月前后开始，同老舍合译前两部，当时《饥荒》写作也刚开始。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惶惑》前十章译稿完成，受到老舍最早的代理人亨丽埃特·赫兹批评，但得到赛珍珠肯定。一九四八年七月，《惶惑》和《偷生》译稿完成，交给新的代理人劳埃德审阅。随后，老舍在创作《饥荒》的同时，也陆续把写好的文稿，交给浦爱德翻译。一九四九年二月，老舍写完《饥荒》，于二十六日致信楼适夷说：“《四世同堂》已草完，正在译。这就是为什么还未回国的原因。”八月，《饥荒》余下部分翻译完成后，于二十五日交到劳埃德手上。此时，距离老舍十月十三日从旧金山启程归国，时间只有一个半月左右。
《饥荒》完成六十余年来，从无机会完整发表。虽然该书所谓“后十三段”，一九八〇年经马小弥根据哈考特版本“复译”成中文，但内容与浦爱德原稿不同，也与原作本身相差甚远。可是，哈佛《四世同堂》英译稿，尤其是《饥荒》的译稿，究竟是不是全稿？如果不全，缺了什么？还有，同原译稿相比，哈考特版又有哪些删改？
这些问题的回答，也许可以根据原译稿，从篇幅、篇名、结构、情节和人名等方面入手，逐一进行分析。
第一，篇幅
《饥荒》译稿，共三十六章，各章篇幅不一，短者仅七页，长者多达十八页，共计二百三十六页。后半部第二十一至三十六章，回译为中文，加上之前已发表的二十章，可知全书字数为二十一二万字。
这是老舍原作的全部吗？
应该不是，尽管它比哈考特版第三部分（二十七章）要多出九章。但相比原作，又可以推测老舍和浦爱德合作译稿，所删只是枝节，或者意义略轻的片段，结构起码没有改变，否则就不会是三十六章，比老舍一九四五年预定的三十三章还多。关于翻译的删节，浦爱德晚年曾有回忆：
“老舍知道，美国人不喜欢篇幅太大的长篇小说，所以我们一起工作时候，他对原书作了较大的删节。不幸，出版社删得更多，一个完整的人物被删去——虽非主要人物，却是我最喜爱的人物之一，就是那个照应坟地的种地人。”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致戴乃迭信）
从表面上看，同一九四六年版《四世同堂》前两部，和一九五〇年连载的《饥荒》前半部相比，英译稿明显的区别之一就是每章都多出一个标题。同哈考特版相比，很容易就能发现，该英文本第三部分的“后十三章”，系由这十六章压缩和删节而来。而且，译稿中的标题都被删去，一些人名也有改动。这些大大小小的变动，哪些是老舍的主意，哪些是他和浦爱德共同的决定，哪些又是哈考特定稿编辑戈斯林的主张，则已是另外的话题了。
《四世同堂》英文初版扉页。
（上接34版）
第二，删节
译稿交出之后，会遭到怎样的删改，是老舍和浦爱德都牵挂的问题。她告诉劳埃德说，老舍回国前曾委托她负责联络，确保得到较好的出版品质。她也致信戈斯林，说：“我是想请教一下，你是依据什么办法来进行删节的……”（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信）
对方似乎没有理睬她的询问。
在另外一封写于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二日的信里，她也对劳埃德说，因为始终没见过删定样，她希望出书之前，能够看一看。
不过，她要到第二年看见样书，才知道译稿的删改情况。
就《饥荒》而言，除去每章都有相当删节外，最主要的变动，是在后面的十六章。
首先，编辑将第二十三章“东阳病了”压缩后，同第二十四章“冰化了”并为一章。具体删去的内容，主要是瑞宣初到学校，原以为学生中会有特务，不敢敞开心胸和其他师生交流，后来逐渐认识到北平人，不全是“半死不活，做事只是为混饭吃”，他们比他“更关心世界问题”，比他“懂得多，知道怎么在可能的限度里尽责”；同时，“这使他为自己感觉到可耻，让他添了更多勇气”。
其次，拿掉了第二十七章。这个取名“瑞宣找到自己和工作”的一章，由两个故事构成：其一是瑞宣经过李四大爷之死后，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不愿再像野求那样苟且偷生，加强了自己的抗日宣传：“战争就是这样。咱们无论是八十岁的老人，还是脆弱的女孩子，都必须挺起胸膛”；日本人为了解“新的中国人的思想”，开始邀请日本名作家，翻译“代替中国说话的活的文学”的中国新小说和剧本，希望借助中国现代文学“想
出加快征服中国的新办法”。
最后，将第三十六章删去。这一章名为“钱先生的悔过书”，其实是一篇“檄文”。钱在其中对日本人发动战争进行了反思——为什么这样一个民族，一个礼貌与规矩的民族，忽然变成动物，甚至连禽兽都不如了呢？……你们出了什么问题——穿上军装后，似乎出了问题，或者由于别的原因，由人变成禽兽；也讨论了中日两国五十年来的国家、社会和民族个性的发展变化，他个人的遭遇和思想转变以及他对世界未来的期望，和对两国关系的展望。
当然，除了对背景、环境和人物心理等方面描写所作较大删节，编辑也从后面几章删去了瑞宣、瑞全、刘棚匠太太、金三爷和小善等人物的部分故事，尽管它们其实并非无足轻重。比如，和瑞全一样，刘棚匠逃出北平后，命运究竟如何，始终受到钱先生、瑞宣和其他小羊圈的邻居们的惦记，多次成为他们的日常话题。然而，哈考特版却删去了译稿第三十三章中，刘太太在胜利日回到小羊圈，所碰到的悲欣交集场面，让人物故事的完整性受到严重伤害，大大削弱作品的感人力量。
按照老舍设想，《饥荒》的状态，应非译稿所展现的三十六章，而是三十三章。其实也不妨设想：在写作过程中，作者没曾意识，篇幅写到后来，会超出了原先的计划。他会不会有过等回到北京，再作相应调整的打算？可能性不是没有——因为老舍回国后，首次接受采访，记者子冈就注意到，他仍在完善作品。她说：
“他在美国医院里抽了脊髓，住了很久医院，病仍没好。记者去看他时，他正在旅邸里誊写《四世同堂》，那张书桌实在是一架带镜子的梳妆台，镜子里老舍先生的面庞却是比四年前圆胖了，只是步履维艰，他有时拄了手杖上街蹓跶。”
（一九五〇年一月四日《进步日报》）
或者可以说，老舍离美之前，再对文稿大动干戈，已无充裕时间。所以，干脆决定先把原稿译出，因为他能够料想到，哈考特编辑收稿后，还会再作删改。
手稿
老舍纽约故居。
(上接35版)
第三，人名
从前列十六章的标题，就能看出小说人名，在译稿中出现变化，——招弟变做“美弟”，金三变做“王三”。
这又是怎么回事？
档案中有老舍两份手稿。一是老舍手写人名列表，另一份是老舍对传统中国起名方法的介绍文字，详尽解释了“乳名”、“学名”和“表字”等名称的渊源。此外，还有一份注有手写汉字对应，附加批改笔迹（无法判断出自谁的手笔）的打印件“植物名词术语”。从这些附属材料中，能发现老舍最初将小顺儿自译为“Little Prosperous”。这大概是顾及到“顺”与“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联系，所以他有“Prosperous”（富裕，繁荣）之词的选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浦译之中，却改为“Little Precious”（小宝儿）。
与之近似，“大赤包”在那页“植物名词术语”上，排在第二位：
Ta Chih Pao 赤包 A small melon growing on a vine， turns red and has black seeds。
或许是议定译名时候，觉得对于不熟悉中国产物的美国读者，“赤包”（“一种结在藤蔓上的小瓜，成熟后变红，有黑籽”）的直译实在太难理解，因此老舍建议改做“大红南瓜”（他自列的人名表上，“大赤包”译作“Big Red Pumpkin”）。到了浦译稿，“大红南瓜”却又变成了“大红椒”。同样，“桐芳”（老舍自译“Tung Flower”）也意外化做“桃花”。
第四，书名
在哈考特清样扉页上，作者英文名字印在最上面，排作Lau Shaw（S.Y. SHU）， 其下是横排的英文书名THE YELLOW STORM，中文书名“风吹草动”从上到下，竖排于页面中间，再往下是分做两行的：“由浦爱德译自中文”，最底下是“哈考特－布瑞斯公司 纽约”，排成两行。这里，最令人感到奇诡和难解的，是出处未明的中文书名。
从1949年9月12日老舍致劳埃德的信中，可以知道THE YELLOW STORM 的译名，是他和浦爱德在她弟弟家度假时，于林中散步途中，他自己即兴想出来的。后来，此名遭到浦爱德的一再反对。她征求许多朋友的意见，觉得yellow一词在英语中有太多不好的意涵，认为原名直译“FOUR GENERATIONS IN ONE HOUSE”，胜过易致歧义的老舍译名，——老舍另一译者乔志高，就以为THE YELLOW STORM同《惶惑》的谐音相关，并在他的回忆中译为《黄祸》（《我与老舍》）。不过，劳埃德在一封回信里告诉她，出版方对老舍提议并不排斥，他们也想不出更好的书名，甚至以为THE YELLOW STORM更能吸引读者。
清样中的目录，接排在扉页之后，非常简洁，显示哈考特版《四世同堂》，由中文的三部多卷本变成了单卷本。原作的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在英文版中变做“第一部分（PART I）”，“第二部分（PART II）”和“第三部分（PART III）”；《惶惑》，《偷生》和《饥荒》的名称，也相应换成“小羊圈（The Little Sheep Fold）”，“伴虎（In the Company of the Tiger）”，和“没有报应（There is No Retribution）”。
以小说内容为据的意译之名，已无法知道何人所取，但能看出来目的是为了方便英文读者。特别是“伴虎”一题，明显源自原作中高亦陀的两段话，即“李空山和祁瑞丰都丢了官，这虽然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可是多少也有点‘伴君如伴虎’的意味在内。日本人小气，不容易伺候”，和“伴君如伴虎啊！人家一翻脸，功臣也保不住脑袋！”（《偷生》第十九章）
《饥荒》的回译
回译，“不完全是翻译”，因为它“就是例如原来中文，给人译成英文，现在要把英文还原”（思果《翻译研究》）。它是一个曲折而繁难的“翻译还原”，或者说，是一个“文本复原”的尝试，是要用从英文译回的中文稿作基础，辅以相应的修正，恢复原著的本来面貌。若单图简单、省事，把原著晾在一边，只求对原译负责，那么照英文译出，即告万事大吉。问题是，依此而来的译文，是老舍的吗？
是，也不是。
说是，是因为英译稿的完成，从头至尾，老舍都在场。他是原著者，更是合译者。他参与、认可，且同意将英译成稿交出，由编辑另行删汰。在一些通信里，浦爱德说过，译稿的变动，老舍自己的主张而外，都是两人议定的结果。所以，以英译为据的文稿一出来，原著的叙事结构，思想内容和人物命运结局，即毕露无遗。这些无疑都是老舍的创造。
说不是，则是从风格上说，译者和老舍并不契合，译稿无法等同原著。老舍是语言运用的艺术家，是“一个渐渐的自觉的艺术家的小说家”（借李健吾论沈从文句），他要求自己“在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时候，不忘了语言的简练、明确、生动，也不忘了语言的节奏，声音等等方面”。相对而言，译者不是“全面语言的运用者”，即令有心像老舍那样，追求“文字之美”，也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别的权且不说，单就照顾“文字的律动音节”来说，就简直无法企及。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天然的缺憾。
不用说，译稿不全面修正，和原著就有距离，也谈不上成功。所以，设尽方法缩小，甚至消除两者间的距离，在求“神似”的同时，也求“形似”，成为还原的理想。而实现这个理想，无非自设悬鹄，用“出于一种学究的或儿气的志愿”，细致体会《四世同堂》的语言风格，也参考作者其他早期作品，整理出老舍的字汇和词汇表，拿它作为用字选字的典范，同时以老舍的语言运用“条规”为原则，对译文的字词和句子作相应调换。唯其如此，才能在由释读、翻译和修正构成的还原上，也以“一言一词皆有根据”相要求，回到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老舍，而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文风发生明显变化的老舍。
赵武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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