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人们到安葬先辈的墓园祭扫，寄托哀思。在北京周边，有一些非常知名的公墓，比如八宝山革命公墓、万安公墓以及福田公墓等。在这些公墓背后，还有很多不为人熟知的历史故事。位于香山的万安公墓，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是北京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公墓；安葬众多革命志士以及领导干部的八宝山革命公墓，虽然建成时间不长，但其前身褒忠护国寺却有着数百年的历史；福田公墓同样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近现代史上的众多知名人士长眠于斯。
八宝山汉代就有皇家墓葬
在北京周边的墓园中，八宝山是最令人熟知的一座墓园。众多革命志士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去世后，安葬于此。清明时节，不少人会来此瞻仰先烈、寄托哀思。如今，关于八宝山的历史，人们逐渐淡忘。
八宝山，古时称为韩家山，亦名罕山，当地人又称黑山汇。后因此处出产8种矿产，故又得名为八宝山。但也有一说认为自古以来这一带便是风水宝地，自古以来，就有大量墓葬集中于此，因此后世便借用佛教中“八宝”这个吉祥的字眼，来护佑这片墓园的平安。至于哪种说法更加确切，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早在汉代这里就已经被皇室相中，并一度成为燕王家族的墓葬。2000年进行抢救性发掘的老山汉墓就位于这一带。这座墓葬的墓主至今仍然没有定论，有人认为是燕王刘旦（汉武帝的儿子），也有人认为是刘旦夫人的葬地。
八宝山一带受到关注，是从元代开始。在元代，八宝山建有灵福寺和延寿寺等建筑。明代《帝京景物略》卷六中有记载：“出阜成门三十六里者，罕山。志称韩家山，汉循吏韩延寿家焉……山阳二寺，曰灵福，曰延寿。”
有人认为灵福寺是元代僧人海云所建，也有人说是为了悼念海云而建。《帝京景物略》卷六中曾有多篇诗文对灵福寺描述，丁乾学曾有《黑山灵福寺》诗一首：“出郭十余里，山来有梵林。松高天上色，僧定世间心。石壁作云态，危巢哀鸟吟。览听殊未足，钟磬夜深深。”这是明代末年灵福寺的真实写照。当年规模宏大的灵福寺，如今只有两株硕大的银杏树幸存，成为西长安街延长线上的亮丽景观。
而至于八宝山上的延寿寺（非昌平区的延寿寺），就有必要多加说明，它与如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延寿寺建于何年没有明确的资料，因山南面有韩延寿墓而得名的说法也只是推测。到了明初，延寿寺的后面，建有一墓，是明成祖朱棣时期一位名为“刚铁”的太监的墓。《帝京景物略》卷六里介绍，刚铁本名刚炳，在朱棣靖难之役时，他善使一把百斤的铁枪，冲锋陷阵，因此，朱棣以“铁”呼之，遂名“刚铁”。刚铁去世后，墓前有一碑，上书“皇明司礼监太监刚炳之墓”十一字。
有趣的是，有着如此显赫战功的人，在文献记载上并没有记载，弘治八年（1495年）的一则称作《重修黑山会坟茔碑》的碑文中，在介绍黑山时，称：“永乐年间开国元勋司礼监太监刚公铁葬于是”。有说法认为，刚铁确有其人，而他的事迹，基本上是后世宦官附会出来的（《帝京景物略》成书于明末崇祯年间，其中关于刚铁的事迹也多为后世宦官所言，不足为据）。
此后，明代在延寿寺旧址上建起护国寺和褒忠祠，寺庙又称“褒忠护国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司礼监掌印太监麦福重修护国寺，同时将褒忠祠修葺一新，《黑山会护国寺碑记》记载了当时护国寺的大致范围：“东至灵福寺界，西至刚公神道，南至官道，北至刚公坟所。”
因为太监刚铁葬于此，明清时期，很多太监都将这里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辛亥革命后，太监信修明出宫进了褒忠护国祠，1924年冯玉祥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时，信修明率领太监来到八宝山褒忠护国寺避养。因此民间一度将这里称为“太监庙”。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于这座褒忠祠曾有过一次“改造”，即将原有的褒忠祠改为“忠烈祠”，并在祠内供奉于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民族英雄的牌位。著名抗日将领佟麟阁将军的遗体在下葬香山前曾在忠烈祠内短暂安奉。
1949年底，周恩来总理考虑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同志尚无栖身之地，便指示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同志选址建一座公墓，作为烈士安息之地。北京市很快建立革命公墓筹备组，吴晗亲自带人进行选点勘察工作。最初在京郊看了不少地方，但都觉得不太满意。后来，他们来到八宝山，认为地点不错，半山坡处还有庙舍，四周苍松翠柏，清静幽雅。吴晗三次去庙里给住持做工作，并答应解决庙里的实际问题。革命公墓筹备组接管护国寺后，将公墓定名为“北京市革命公墓”，工程从1950年到1953年底分三期完成。上世纪七十年代，更名为“八宝山革命公墓”。
第一座现代公墓:万安公墓
除了八宝山革命公墓，位于香山的万安公墓也有着深厚的历史，它是北京历史上最早的一座现代公墓。
1928年，中华民国内政部公布了一个公墓条例，倡导各大城市选择适当地方建立公墓，以废除盛行已久的私墓，改善城市卫生和改变人们的丧葬风俗。同年12月，北平市政府令土地局、社会局等部门在城外空旷地带寻找“百亩以上之公地数方”，准备建立公墓，并令社会局“设法宣传劝导人民废除私墓”。虽然选择过几个地方，皆因位置不适合等原因未能确定。
据《万安公墓史略》载，当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司长的浙江人蒋彬侯在京西购置土地，准备开办学校。政府正在筹划建立公墓，于是他与时任“恒生营造厂”经理的王荣光合作，提出将京西所购土地辟为公墓的申请。蒋彬侯、王荣光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和支持，北平市政府派人实地勘察后认为：“该处地址确系高爽平原，方圆约一百余亩，地势极为空旷，西为万安山，北为香山，东南为玉泉山，四围并不邻近村落……交通也甚为便利，以之筹建公墓，至为适宜。”于是，王荣光出钱，蒋彬侯出地，于1930年兴建北京历史上的第一座现代公墓。1933年，万安公墓在西郊建成。
据1934年出版的《香山名胜录》记载：“这地方叫龟蛇汇，因有积水潭，时产金纹丹睛龟和黑质红章之蛇，体皆清秀，性也灵驯，因以为瑞。乾隆闻之，前往验看，信然。钦天监谓：山川灵气所钟，故产此灵物，因此划为禁地。”
八十多年来，两万余位社会各界人士长眠于此，其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着一定影响的人物有近百位，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烈士就长眠于此。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在李大钊英勇就义后，因家中贫困无力安葬，灵柩在宣武门外一个旧寺庙放置了六年之久。王荣光得知后，积极为烈士捐款，把烈士安葬在万安公墓，与李大钊一起被军阀杀害的邓文辉和路友于两位烈士也被安葬于墓园。
此外，万安公墓还有很多各界名人的墓碑。如萧军、启功、施今墨、陈白尘、王世襄、冯友兰、朱自清、曹禺、黄宗江等。
值得一提的是，公墓的创办人之一王荣光于1937年逝世，后由其长子王明德经营公墓二十余年，直到1960年公墓由北京民政局接管。1979年王明德去世，时年仅59岁。王明德父子俩都葬在万安公墓，王明德墓碑上铭联为记：“君树万安千碑业，只携清白两袖风。”
晚清摄政王葬于福田公墓
如今位于西五环路永引桥一带、与北京射击场隔路相望的福田公墓是民国时期在北京建立的第二个公墓。福田公墓因离福田寺旧址很近而得名。古籍对福田寺有不少记载。明末《帝京景物略》说：“（嘉禧）寺东三里有福田寺。”清代乾隆年间编纂《日下旧闻考》记载：“西黄村下庄迤西路北有福田寺。”但该书的按语中说：“福田寺已圮，仅存碑二：左碑明大学士叶向高撰，天启四年立；右碑惟列修建人姓名。”这说明在清乾隆年间，福田寺已不复存在。
1916年，袁世凯的手下江朝宗为安葬他父母将这块地买下，成为他的私产。江朝宗，字宇澄，清末任汉中镇总兵，民国时任北京步兵统领，封迪威将军；1916年袁世凯称帝时封江朝宗为一等男爵，后参与张勋复辟；1928年北京政府覆灭后隐居北京；1937年日军侵占北京后，出任北平治安维持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后又任伪华北中化民国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日本投降后，江朝宗作为汉奸下狱，病死狱中，其所有地产分给当地农民耕种。
1939年他的儿子江宝昌(又名江宝苍，兼江济堂代表)，与北京救世新教会负责人沈性礼商议，由江宝昌出此地110亩，作价联币为27500元，救世新教会也出资27500元，合资55000元创办公墓，因在福田寺附近，故名福田公墓。
此后，福田公墓安葬了众多知名人士，末代皇帝溥仪的先父、清王朝最后一位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便长眠于此。另外，近代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钱玄同以及现代著名文学家俞平伯、现代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著名作家汪曾祺等都安葬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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