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刹井堂寺（第三讲）

井堂寺的兴衰

井堂寺，作为冀南地区著名的佛教寺院，倍受历代统治者的关注。从建寺到清朝乾隆年间，各朝均对井堂寺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维修、扩建。

南北朝时期，当时全国各地广建佛寺，佛教空前兴盛，诗人杜牧诗句中写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指出了当时佛寺的盛况。在唐代，佛经大量的传入我国，更加促进了佛教的传播，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曾敕旨维修井堂寺。

女皇武则天更是崇尚佛教，执政期间敕命建造了井堂寺的藏经楼，今天的后殿，内藏佛经一千余卷，派遣使者去于阗请回梵本《华严经》，并聘请实叉难陀主持翻译。《华严经》译成后，武则天亲制御序，大量印制，让各大寺院收藏。

由于佛教寺院的土地不向政府交纳赋税，僧侣还免除赋役，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直接损害了国库收入，与普通地主也存在着矛盾。因此，唐代后期，唐武宗深恶佛教，会昌年间又因讨伐泽潞，财政急需，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丞相李德裕的支持下，从会昌二年(842年)开始渐进地进行毁佛，在会昌五年(845年)达到高潮，于会昌六年(846年)武宗死后终止。据统计，会昌年间，拆毁大寺四千六百余座，小寺四万余座，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人五百人，释放寺役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收回寺田归公数千万顷。全国寺院几乎全部被毁，史称“会昌灭佛”。在这次灭佛行动中，井堂寺也难逃厄运，寺内建筑大部分被毁。

公元846年，唐宜宗即位，下令重新大兴佛教，敕令各州府在会昌灭佛中被毁的寺宇，一律重新修复，僧尼陆续召回寺院。这时，井堂寺也得到全面修复，并增建藏经阁一座。井堂寺藏有佛教经卷近千卷，其中最为珍费的是唐朝时翻译的《华严经》。

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宋太祖赵匡胤敕令内官张从信雕版刻印佛教经典《大藏经》，并藏于井堂寺的藏经楼。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汉文木刻印刷的大藏经，相继印刷652帙（读音“制”），6620卷，分发全国各大寺院。此时的井堂寺已金碧辉煌，规度严整，有庙地120余亩，僧众500余人，在每年的圣井纪念日——农历六月初六，都要举办规模浩大的传经法会，并一直沿袭到今天。事实上，无论是儒家或佛教，从今日的观点来看，皆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血肉，难以分割。

明朝时因漳河泛滥，洪水成灾，大水曾一度将井堂寺淹没。清朝康熙、乾隆皇帝均曾下令维修井堂寺。但在以后的二百年间，井堂寺遂渐失去了原来的规模。据梁庄村一位老人讲，日军侵华前，井堂寺尚有大雄宝殿、藏经楼、水陆殿、韦佗殿、达摩殿、伽兰殿和山门殿，并有僧房8间，占地13亩，他小时候在寺内玩耍时，曾爬到大殿的屋顶，发现上面有历代敕修井堂寺匾额13块，最大的一块刻有大唐贞观年间太宗皇帝敕修井堂寺的记载。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肥乡后，八路军三八六旅和冀南抗日游击队经常以井堂寺为掩护，对城内的日伪军进行打击和分化瓦解。井堂寺遂毁于战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政策给井堂寺带来了新的生机。当时的肥乡县政府对历史文化遗产井堂寺的重修和扩建工作十分重视。1990年，完成了图纸设计和征地等工程，并分别于1994年和1997年建成了藏经楼和水陆殿。

为使这一佛教圣地再现昔日的辉煌，肥乡区委、区政府斥资对井堂寺进行了恢复性重建，井堂寺目前已建好山门殿、藏经楼、达摩殿、大雄宝殿、水陆殿、厢房等。山门殿东侧是放生池(荷花池)，西侧是孔子讲学演礼堂。演礼堂分"礼厅"、"书厅"、"御厅"、"乐厅"、"射厅"、"数厅"六个大厅。天王殿内笑佛弥勒佛坐居中央，笑容可掬，喜迎八方香客。两侧分别是增长天王、广目天王、多闻天王和持国天王等四大天王，威武凛凛。山门殿后两侧分别是韦驮殿和达摩殿。在韦驮殿内供奉着护国神将韦驮，手执金刚杵，保护出家人，护持佛法。达摩殿供奉印度高僧菩提达摩，他是佛祖释迦牟尼大弟子迦叶后裔般若多罗的弟子，佛教禅宗28世，是少林拳的创始人。

从山门殿沿中轴线向前就到了水陆殿，殿内供奉水陆神。其后是寺院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殿中央是法台，法台上端坐佛祖释迦牟尼，左右两侧分别是文殊、普贤两位菩萨。大殿两侧十八罗汉栩栩如生，神采各异。佛祖背后是观音菩萨，头戴宝冠，肩披璎珞飘带，一足踏莲，一足踮起，双手扶膝，面容恬静安详，姿态优雅端庄。寺院的最后建筑是藏经阁，珍藏有大量佛教经卷，其中，最珍贵的就是前面提到的武则天亲制御序的《华严经》和中国第一部汉文木版印刷的《大藏经》。

现在，肥乡区的中轴线井堂街即因井堂寺而得名，井堂街又成为连接青兰高速出口的一条高标准迎宾大道。在肥乡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今天，井堂寺旅游资源的开发前景更加广阔。井堂寺这一千年古刹将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冀南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