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诚
康熙三十六年（1696年）春，皇帝率大军离京，亲至西北，准备给负隅顽抗的准噶尔军队最后一击。三月二十五日，大军抵达宁夏境内的横城堡。横城堡是明朝兴建的军事要塞，西临黄河，离渡口只有三里地。康熙帝遥望滔滔河水，百感交集，禁不住作诗一首：
历尽边山再渡河，沙平岸阔水无波。
汤汤南去劳疏筑，惟此分渠利赖多。
他这一生之中，当真是危机四伏，屡逢劲敌。擒拿鳌拜，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对抗沙俄……虽然磕磕绊绊，所幸皆有惊无险。唯独眼前这一道黄河，自康熙十六年（1676年）决定治水以来，整整用去二十年了，却始终没有解决。诗中的“汤汤南去劳疏筑”一句，用个“劳”字，正显出康熙帝对本朝治水工程的反思与自嘲。
择用靳辅
支持他放手一搏
据《清圣祖实录》载：“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康熙帝所忧虑的三件事，从短期来看，其实是同一件事。河务，目的是解决水患，便利漕运。漕运，目的是充实国库，储备好军资粮饷，俾得以剿灭三藩。但是从长远来看，三藩尚可尽灭，河务和漕运却年年不免，所以后两者才是真真正正的大问题。
漕运要走水路，京杭大运河自然是重中之重。因此吴三桂举兵以后，康熙帝急命堂兄康亲王率军南下，救援浙江。至康熙十六年（1676年）三月，清军重新控制住福建、江西等省，使浙江变作后方，不复有兵灾之虑。康熙帝把握时机，立刻启动了治水工程。
康熙帝所相中的人，是时任安徽巡抚的靳辅。靳辅，字紫垣，隶属八旗汉军中的镶黄旗，根正苗红，兼且用功苦读，康熙九年（1670年）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次年更出任安徽巡抚。他是崇祯六年（1633年）生人，任巡抚时，年龄尚不满四十，却被交予一省之行政事务，其才干可以想见。
靳辅治理安徽的那几年里，特别留意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的泛滥问题。原来“靖康之变”以后，宋军受所谓“长江天堑”的启发，曾故意破坏河南的黄河堤防，欲制造一条新的“天堑”以拦阻金兵。黄河本来是从河南向北，流进渤海，至此竟折而往南，取道皖北、江苏，流到了黄海去了。而黄河南下，自然和淮河相撞，二水叠加，河道里水量暴涨，沿岸溢出，就酿成洪灾。安徽省本就被长江和淮河的水灾所苦，这时添了黄河，老百姓可真是倒足大霉。不敢种地，就只好外出经商。所以徽州商帮，赫赫有名，其实是当地的环境使然。
京杭大运河和淮河相交。黄河南下，非但影响淮河，更影响了大运河的漕运。所以康熙帝知道靳辅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治水经验，便将他调任河道总督，主抓黄河、淮河等河道政务。靳辅果然没让他失望，一上任就递交了八道奏疏，分作八个问题，阐释该怎样治河。概要说来，就是把黄河分流，削弱其对淮河的影响，同时给京杭大运河新挖一段河道，使运河独立出去，不再受黄、淮影响，从根本上解决漕运问题。康熙帝认可他的想法，拨款拨粮，全力支持他放手一搏。
束水攻沙
淹没了明朝祖坟
靳辅以前，明朝中后期有一位潘季驯，曾四次治河，并自创了一套“束水攻沙”之法，取得了一定成效。所谓“束水攻沙”法，其原理说来简单，乃是加固河道，筑坝筑堤，提高水位，使河道里水量加大，水流剧烈，就会把河底沉积的泥沙带走，泥沙不再淤积，水位就不会升高，河水不漫出堤坝，自然就不会再形成水灾。可是说来简单，现实却极费人工。光是潘季驯的最后一次治河，筑堤工程就接近三十万丈，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皆难以计量。
潘季驯穷尽十几年的光阴，总算把淮河末段的一系列出水口全部闭塞，又兴建了高家堰水坝，使洪泽湖变成储蓄淮水的大水库。倘若黄河下游的泥沙淤积，有泛滥之险，危及漕运，便大举放出淮水，冲动泥沙，将泥沙带进黄海。以最轻便的开闸之力，收疏浚之效，可说是“四两拨千斤”的高明策略。
靳辅非常佩服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法，此番治水，正是师其故智。可是黄河的水势往往比淮河要大，淮水若不敌黄水，就会被倒撞回来，使水库附近的地区，沦作泽国。所以潘季驯治水的后期，要不断加高加固高家堰，以求其所蓄的水势足可战胜黄河。靳辅既然是依着他的思路治水，自不免重复这一项操作，不料竟造成意外的恶果。
需知明清时期，国家定都北京，经济上则倚靠东南。这就把中部一带，变作了次要地区。朝廷不肯放黄河北上，又不敢让水势冲击到东南漕运，就只好牺牲掉中部地区，尽量散去黄河水。这是东、南、北三方利益权衡的结果。因之，明清以后的治河方略，都默认放弃了皖北附近的淮安、泗州等地。特别是洪泽湖岸边的泗州城，城郊有朱元璋的祖坟，称作祖陵。潘季驯治河时，淮水曾漫至祖陵的石阶，可是他放任不管，硬撑到水势消退。到了清朝，自然更没人顾念明祖陵了，毋宁说前朝祖坟，没了更好。所以靳辅巩固高家堰以后，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一次黄河水灾之中，淮水倒流，洪泽湖面积拓宽，明祖陵居然永沉湖底，直到1963年水位下降，遗址才露出来重见天日。
庙堂争论
康熙帝执意干扰
靳辅舍弃了一部分地区以后，另一部分地区的水患果然就得到整治，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康熙帝满怀希望，次年九月特地到南方巡视，哪知一看之下，竟大失所望。
康熙帝为何失望？原来靳辅治水，首要的目标是保证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安全。这目标虽然不错，却是上一阶段的“旧目标”了，不符合最新需求。盖因历史发展到康熙二十三年，不但三藩皆平，连台湾岛都被福建水师收复了。海内升平，普天同庆，康熙帝最着急的不再是国库虚实，而是老百姓踏实生活，千万别揭竿造反。所以这一阶段的治水目标，其实是安民维稳。
康熙帝巡河之后，觉得靳辅虽然解决了黄河下游的淤积问题，对老百姓却非常不利。将淮水集中到水库里面，不但使两岸的灌溉受损，水库附近州县的农田更经常被淹。康熙帝深知朝廷不该和黎民争利，有意斥巨资疏浚海口，使黄河可以顺利下行，避免再利用淮水，干扰农业。正好这时收到安徽按察使于成龙的奏议，他便打算让于成龙主持其事。
康熙一朝，有两个于成龙。年长的那位，是山西永宁人，康熙帝那句“天下廉吏第一”就是称赞他的。年轻的那位，和靳辅一样是八旗汉军的镶黄旗人。两人都以清廉著称，惺惺相惜，老于成龙曾举荐小于成龙担任江宁（南京）知府。康熙帝南巡抵达江宁之时，特地将小于成龙嘉勉一番，擢升他做了安徽按察使。
于成龙当了安徽百姓的父母官，目睹靳辅治水破坏当地农业，自是义愤填膺，立刻上奏朝廷，一则直斥靳辅之恶，一则提议疏浚海口。康熙帝正有此意，便询问靳辅可否更换治河方略，以求两全其美。靳辅的答复则是：依据丈量结果，黄河海口比内陆要高出五尺，倘若疏浚海口，则海水倒灌进河，会引发新的灾难。
可是靳辅虽然据理力争，群臣却看出他有“抗旨”倾向，纷纷落井下石。靳辅因此渐渐失去康熙帝的支持和信任，拖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的三月，终归是被革职了。
自叹自嘲
不知道何日功成
靳辅被革职以后，康熙帝的治水大计是不是就一帆风顺了呢？答案是否。靳辅刚刚倒台，康熙帝就接到两个报告。坏的报告，是说漕运阻滞，提议派靳辅解决。好的报告，则是说靳辅主持挖掘的备用运河开通了。两个报告，其实都是肯定靳辅的治河有功。康熙帝思忖再三，唯恐其成果被毁，急忙指示新上任的河道总督，所有建好的水闸、堤坝、引河，皆依照靳辅昔日所定的章程行事，不需要擅自变动。
接替靳辅担任河道总督的人，是八旗汉军镶蓝旗的王新命。此人当了四年的河道总督，直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二月，被揭发贪污公款数万两，革职查办。康熙帝因此更思念靳辅，敦请他再次出山。可是靳辅年近六旬，体衰屡病，劳碌之下，当年十一月就累死了。
靳辅死后，尚有谁人可用？康熙帝思来想去，只有于成龙比较可靠，因此宣布由于成龙继任河道总督。以前，于成龙曾弹劾靳辅无缘无故开凿河道，疲敝百姓。但是他欠缺治水的经验，无法推翻靳辅之论。后来他遍阅诸书，推究古人的治水方略，这才懂得了谁是谁非。他上任以后，完全按靳辅的方案执行，面对康熙帝的疑问，坦然答道：“臣彼时妄言，今亦视辅而行。”
于成龙担任河道总督，鞠躬尽瘁，八年后因劳累过度，死在任上（其间，于成龙回家奔丧，由董安国做了三年，后再由于成龙继任）。两江总督张鹏翮调任河道总督，继续治理三年，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取得显著成效。同年，康熙帝第四次南巡，乘船观堤，欣然说道：“朕此番南巡，遍阅河工，大约已成功矣！”
统计康熙帝治理黄河，共用去二十六年。本文开篇，康熙帝亲征准噶尔之际，河道总督是董安国。董安国不得其法，次年便因无能而被罢职。康熙帝看着滔滔河水，回想二十年来的治水历史，倘若不是他横加干预，靳辅一定卓然有成，又何苦将此麻烦之事，留给后面的那些“半吊子”呢？
诗中的“疏筑”二字，分指疏浚河道、筑堤筑坝，两件事都是经年累月，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迟迟不见奏功。如此疏筑，究竟是不是“劳”而无功？康熙帝当时是没把握的，他更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甚至此生能不能目睹河务竣工。他唯一确信的是，他将会督率群臣，毅然决然，把靳辅的方案验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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