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北平，北京

1928年6月4日，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的张作霖，在北伐军的压力下从北京撤往沈阳，途中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4天后，国民革命军开入北京。

1928年6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设为特别市，直属于南京国民政府。

北平设市的同时，北平特别市政府成立，时年仅29岁的何其巩为第一任市长。北平市政府办公地址在中南海西北部。“市政府”这个名词，第一次进入了北京的历史。北平特别市政府是近代北京城市行政历史中，第一个组织完备、管理分工明确、服务市民与城市发展的城市政府。

北平特别市政府的机构在京都市政公所的基础上进行了重组，成立了土地、社会、财政、教育、公用、卫生等局，全面管理北平的城市公共领域事物。1928年9月，北平特别市政府接管了京都市政公所关于城市建设的相关事务，市工务局成为统辖城市建设和市政管理的机构。

在北京改为北平的同时，清代以来的直隶改成了河北省。同年10月，河北省治所从天津迁到了北平。这样，北平既是南京国民政府直辖的特别市，又是河北省政府所在地“省会”，行政关系有点儿乱。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修订《市组织法》，该法废除了“特别市”和“普通市”，一律称“市”，北平的城市规格再降，成为河北省辖市。

不过，北平隶属河北省的时间并不长。1930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把北平复升为院辖市——归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河北省治所又迁回了天津。

南京国民政府对北京的城市定位几经反复，多少和民国政府对北京的复杂态度有关。

北京有八百多年建都史，元、明、清三代建都于此，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起于南方，北京被视作旧势力之根基所在，不利于实现共和政体。民国临时政府定都南京之时，南方的政治势力不足与北京的袁世凯抗衡，不得不把大总统之位拱手相让，国都自然也就成了北京。

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在《论建都》中评论：孙中山《实业计划》“于南京都市及港口，反复缕述，长达千言，至于北京竟无片语道及，抑扬之意昭然可睹。”

不是首都的时候，北平仍是华北、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北方的国防基地、交通枢纽，她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加凸显。

张其昀对这段时期北平城市特性有一番不吝赞美的评价：“唯有近千年来的北平故都，宫殿故物完好无恙，都市繁华风流未泯，这岂但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遗产，也是全人类所可共享的遗产，其重要性可比欧洲的罗马……北平是东方文化中心，一个艺术中心，一个科学研究的中心。”

最美的北京在老舍先生的文字中，俯仰皆是：“这儿什么都有，有御河，有故宫的角楼，有景山，有北海，有白塔，有金鳌玉蝀桥，有团城，有红墙，有图书馆，有大号的石狮子，多美，多漂亮。”《骆驼祥子》里这样写道。

即便是南方来北京暂居的郁达夫，也深爱着北平。写于1934年的《故都的秋》留下了这样的结尾：“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一九三四年八月在北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炮声打破了北平的平静，故都沦陷。日本侵略者把北平改称北京，成立了伪北京市政府。

1945年，抗战胜利，故都还国，仍是北平。

又过四年，故都才真正迎来新生，她成了一个崭新国家的新的首都。

落空的“拓界计划”

从北平成为特别市起，北平的市辖区域就仅仅是内城、外城及附近郊区，其范围东至黄庄，西至三家店，北至立水桥，南至西红门，面积大约七百余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约占10%。

这个市域面积就当时的北平城市规模和发展水平来说，其实不算小，但问题来了。很多与城市关系密切的设施，都在北平特别市之外，比如自来水水源地在孙河，发电厂在石景山，交通枢纽在丰台……原本这些地方属于大兴、宛平等二十县，隶属于京兆地方，但随着北京废除京兆地方，设特别市，这二十县一律划给了河北。这样一来，北平城市生活的很多方面，都需要与河北省协调，给北平的城市管理和建设带来很多不便。

因此，北平特别市成立不久，即提出划定市界，拓展“大北平”。1928年8月，北平特别市政府成立才一个月，就提出“以旧城区域为基础，西、南、北三郊酌量展拓”的主张，设想将属于宛平县的门头沟、卢沟桥、丰台，大兴县的南苑、黄村，通县的马驹桥，昌平县的大小汤山等地划入北平。接到北平特别市的申请报告，南京国民政府内务部派员与北平、河北代表会商，未果。非但如此，两个月后，河北省治所迁到了北平，北平成了河北省的“省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2月，北平市政府旧事重提，将《北平市新市界草案》函送河北省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内务部照例协调两地会商，结果河北省态度也是一如既往，甚至更坚决：“省市界……仍按现界，无庸另划”，理由是：“就北平市言，现状尚难维持，市区各政多有不能逮。……是该市无力建设，徒拥扩大之虚名，而地方分割破碎，将有治丝益棼之实害。”

北平从自身水源、能源、交通、旅游等方面的实际城市需求，提出了拓展方案；但在河北省看来，北平要“拿走”的是一些重要的发达城镇。双方各说各话，根本谈不到一块去。南京国民政府置身中间，并不作左右袒。北平城市发展实际需要的市界拓展计划，反复提了多次，谈了十余年，最终也没能实现。

有意思的是，当时很多北平周边的居民，对成为“北平人”似乎也不是那么向往。北平市政府接到了不少来自民间的反对意见，《模式口等六村代表李瑞泉等致市政府呈文》就这样写道：“为村庄分裂，痛苦难伸，恳请俯顺舆情，体恤民艰，迅将割裂区区六半街村庄归还宛平。”

即便如此，北平特别市政府还是不肯放弃。直到1948年3月印制《北平市四郊地形图》时，仍把自己拟划的市界标出。但是直到和平解放，北平的市域还是与1928年设为特别市时一模一样。

铁蹄踏破“文化游览”梦想

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北平的人才、资金也迅速南迁，引发了人口减少、经济萎靡、市井萧条等问题。但是，众多高校和文化团体、研究机构的存在，使北平得以继续维持文化中心的地位，数百年古都留下来的大量名胜古迹和其他旅游资源，更让北平有着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的资源。

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在1928年10月就提出把北平建设成为“东方文化游览中心”，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也呼吁：“我们把北平开放为世界的公园，为全世界人士所欣赏赞叹。”

北平成为特别市后的历任市长，几乎都提出过振兴北京旅游业的设想，但迫于时局动荡、经费紧张等原因，大多停滞不前。1933年底，时任北平市长袁良主持制定了自1935年1月至1937年12月的《市政三年建设计划》，其中核心即为《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旨在通过修建道路、疏浚河道、修复古建筑、改善公共娱乐场所等措施，发展北平的旅游业。这一时期，城里的皇家园林已次第开辟成公园，郊区的长城、明陵、汤山温泉等旅游资源也渐渐开发出来。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旅行社这个新兴的行业初见端倪。

1935年，北平被国民政府辟为面向海内外开放的旅游城市，这一短暂时期北平的旅游业发展得风生水起。北平成了中国首屈一指的旅游文化名城。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东三省，随后又占领热河，北平实际上被推到了对敌前线，处在日本随时入侵的危局之下。于是，一批文化界人士和舆论机构，给北平“东方文化游览中心”的定位附加了另一层意义，寄希望于“文化城”形象引起世界关注，迫使日军顾忌世界舆论而放弃进攻北平。一些人甚至提出“北平不设军事机关”，成为“不设防”的城市。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幻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的和平宁静被彻底打破了。

北平市花和市歌

何其巩上任北平特别市的首任市长时很年轻，才29岁。年富力强的他任职时间却非常短——从满腔抱负就任，到心灰意冷称病辞官，还不到一年，没有什么宏图大志能够得以实施。不过，这位任期短暂的首任市长，却给北平留下了一朵花和一支歌。

何其巩确实是想在北平市长任上有所作为。他曾大刀阔斧地筹划全面改革，包括提倡国货、举办文化展览会、兴办北平市民银行、提出收回租界的议案等。但是，改革难免触犯旧式官商的利益，报复和抵制时有发生。何其巩只能干点“小事儿”，将素来深受北平市民喜爱的菊花确定为北平市花，并命令广为种植。此举一出，很快全国各大城市大受启发，均先后确定了市花。北平以菊花为市花，开风气之先。

1929年4月，何其巩又颁发文件，向社会征集北平市歌。很多人跃跃欲试。北平教育局一位杨姓科长的小诗最终入围。诗歌全文如下：“北平原是古幽燕，慷慨悲歌自昔传，人口百余万，国都七千年，铁路交通，畅达北南，文化程度高出一般，好是国都迁去后，革除积习学天然。”

公正地说，这首小诗半文半白，算不上文采飞扬，难称佳作，但最终获选，恐怕很大程度上是“革除积习”的表达与何其巩的愿景相一致。

就在这首北平市歌被传得沸沸扬扬之际，1929年5月8日，主持完市政府市政会议第36次常会后的何其巩称病不再上班。这首短命的北平市歌也在时光消逝中被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