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一二·九”运动中先进的知识青年，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事业准备了一批骨干力量。
在“一二·九”运动86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推出了160万字、图文并茂的新书《唤起全民族的抗战——“一二·九”运动人物记》，书中收录了278位“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及其后代撰写的前辈志传，记述了一代爱国知识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的青春选择。经过五年的艰辛努力，这套三卷本的书终于出版面世。
12月7日，《唤起全民族的抗战——“一二·九”运动人物记》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出版集团举行，图书编委会成员及“一二·九”运动后人代表出席。座谈会当天，“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吴涛的爱人、今年103岁的撰稿者耿真老人，以及“一二·九”运动中年龄最小的在场者、今年87岁的撰稿人冷允澈老人以视频方式参加了会议。
当天下午，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本书编委会和作者代表前往国家图书馆，将最新面世的《唤起全民族的抗战——“一二·九”运动人物记》一书赠予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并接受4家单位的收藏证书。
大海捞针钩沉史料
“2017年，当这部书稿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对未来出版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有几个没想到：一是时间这么长，二是部头这么大，三是困难这么多。”北京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吕克农回顾这五年的工作，感慨万千：“这些后人中，有的曾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有的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有的是成功的企业家，虽然年事已高，但斗志昂扬，不计报酬，不怕困难。他们严谨求实的态度、团结协作的精神、高效严密的组织，一桩一件，历历在目。”
《唤起全民族的抗战——“一二·九”运动人物记》首次从个体、微观角度切入，走出小切口、大题材、重分量记述历史的修史方式。通过书中278位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个人经历和700余幅照片，读者可以真实、鲜活地感知这场伟大的运动；而这些“一二·九”运动参加者身份各异，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民先队员、抗日青年，也有对“一二·九”运动产生过影响或起过重要作用的社会知名人士，为认识这场运动打开了多侧面、全方位的向度。该书以北平为主体，收纳进了天津、上海、山西、河南等地部分学校“一二·九”运动参加者的情况，折射出这场唤起全民族抗战运动的定位和运动发展的一些轨迹；而上述来自60多所大中学校的278位青年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的经历、奋斗与成长的记述，清晰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关系中华民族图存的伟大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反映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实历史。
《唤起全民族的抗战》也是目前对“一二·九”运动史料收集相对丰富、具有收藏价值的书籍。“一二·九”运动发源于北京，波及全国，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战。书中的278位“一二·九”运动参加者，以北平为主体，包含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当年北平的主要大中学校学生，还有部分来自天津、上海、山东、河南等地的运动参加者；他们中不仅有当年北平党组织的领导者、各大院校“一二·九”运动的部分核心重要人物，还有普通的爱国进步青年、参加运动的教员等；在人物志传的主体之外，本书还收集整理了“一二·九运动大事记”、“北平一二·九运动地下党组织领导机构”等附录，为读者、研究者提供多元的视角，一窥这场伟大运动的资料基础。
该书主编李炎告诉记者，这些撰稿的后代们虽然是写自己的父辈，但是动起笔时才意识到，这件事情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简单。“我们希望以丰富、珍贵的细节史实和照片，为后人提供有血有肉的历史见证。但是时隔80多年，到哪里去挖掘史实、细节、照片？父辈们大多已经故去，而我们大多也已经是六七十岁的退休老人。”李炎说，许多撰稿人都是靠着百折不挠的精神来完成这一使命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的联络人，先后把能够参加撰稿的人组织起来，多次到学校档案馆、校史馆，甚至是国家图书馆、北京档案馆、各地的档案馆去查资料。他们找到了当年北大、清华、燕大等校的学运周刊，中国大学校友会甚至从“敌伪档案”中查到了父辈在爱国运动中被捕的名单和在狱中英勇不屈事迹的记载。几十、上百部记载了“一二·九”的出版物、父母的日志、从档案中发现的点滴线索一一被挖掘出来，在这些扎扎实实的史料基础上，才有了这278篇稿件。
大时代中的人物志
这部书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在主编李炎看来，至今出版的有关论述“一二·九”运动的书籍虽然不少，但视角往往是着眼于描述整体历史事件和宏大场面，而对参加运动的一个个具体的人物以及他们活动的细节描述较少。如果能够编写出一部个体的“人物志”，将会是对“一二·九”运动资料的丰富和补充。经过思考，编者们决定，这部书聚焦“一二·九”运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重点要在于写人，以小见大，写每一位参加者的个人经历，包括家庭出身、成长经历、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动因、在这一过程中的具体作为及对其人生道路选择的影响等，来丰富和补充伟大的“一二·九”运动。记述历史和历史人物，要以客观真实为要，这是新书6年来策划、撰写、编辑的核心原则。为此，首先是收集、核实、采用第一手资料。征稿召集人组织撰稿人到各地校史馆、档案馆、图书馆查找资料，找到当年的《北大周刊》《北大旬刊》《燕大周刊》、清华大学的《北方青年》《一二·九特刊》合集等史料；收集了几十部记述“一二·九”运动的出版物，及一批“一二·九”运动参加者的日记、生平、传记、回忆录、文章、讲话、谈话等，包括一些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董毓华、黄诚、杨学诚、李润娥等人的名单，这点滴的事迹，构成了扎实的史料基础，再组织党史专家等相关人员开座谈会，探究、辨析史料的采用；其次，为保证史料撰写的客观真实性，撰稿人分为若干组，先是组内个人写、大家议、个人改，再个人写、大家议、他人改；而后各组之间稿件交互审改，最后稿件集中，统一审阅修改。这几步之后，才进入出版社的三审、三校，中间几次请权威党史专家审阅，多次修改，去除主观评价言语，去除文学描述。历时5年，难得所有撰稿人都能在一起艰辛前行。
“我们在党史的研究领域，宏大叙事是必须的，是应该有的，但我认为现在宏大叙事太多。”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刘岳在读过这部书后认为，这套书在细节上，填补了很多空白，非常生动：“一颗露珠也能折射太阳的光，我们都写太阳不行，我们也写写露珠。这么多年搞党史研究和宣传，最基本的一条是得让读者明白你写的是真的。如果要让听众、观众觉得是真的，那要有真实准确的细节。”
在本书主编之一、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科研部主任沈学明看来，这部书的个人回忆视角确实相当珍贵：“‘一二·九’亲历者中有不少国家领导和骨干，他们这一代人是不愿意宣传个人的，所以在整个运动中，虽然参加运动的人数很多，但我们看不到具体的个人事迹的记载和故事，即使是对经受‘一二·九’运动锻炼、走向战场为国捐躯的英烈，文字记载也不多见。”
这样的写作方式，让每位参与运动的青年们的个人形象和经历都更加鲜活生动、接地气。沈学明举例说，书中记录的很多东北流亡学生，他们的经历里都有一种屈辱的感觉，这种屈辱感给读者的印象和冲击是非常强烈的。他们在东北时只有十四五岁的年纪，就受到日本宪兵的监视甚至迫害，逃离东北到北京来求学，就是在用自己的行动表示反抗。读者阅读这段历史时，能感受到当时活生生的悲愤氛围。
很多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人，包括当今的年轻人，很难切身感受到“国难”是多么严重危急的境况。书中的《陈柱天》一篇就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陈柱天在海外求学，在海外声援“一二·九”，他1938年回国，结婚的第12天，就被日本飞机炸死。这件事将“国难”血淋淋的本质呈现出来，震撼到读者的内心。
沈学明还提出，这部书的另一特点是“以史笔写作”，鲜活生动、接地气。“以史笔写作”是指用历史的表述方法来反映“一二·九”活动经历，不加任何的文学修饰，不加渲染，不刻意拔高。这样用一手史料所写的历史有真实性，不是纪实文学，而是严肃的历史作品。
普通青年们的人生抉择
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青年多数为出身富裕家庭的大、中学生，本可埋头读书，日后实现个人追求的梦想，但他们却选择了一条充满艰辛和危难的人生道路。那一代人的初衷在哪里？他们为什么能担负起这样的历史使命？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这些问题，促使“一二·九”后人们通过组织、撰写、编辑这本书去寻找答案。
沈学明告诉记者，在他们所收集的人物里，绝大多数都是青年，有些参与者甚至只有十四五岁，这是人一生的黄金时段，他们风华正茂，充满了理想和梦想。求学路上，他们的梦想是多彩的，有的想当科学家，有学医的，有学气象的，有学文学的……但一旦当国家民族出现危难的时候，他们把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难当头，义无反顾地举起抗战救亡旗帜。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很多人中断学业，奔赴敌后，奔赴各抗日区，走上抗日战场，甚至牺牲了年轻的生命，这种以国家民族兴亡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是留给我们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这二百多位“一二·九”运动参与者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群体有一个共同的人生选项，就是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队伍中的一股新生力量，由此也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感召力和对国家民族复兴的使命感，是得到他们这些青年的高度认同的。他们一旦成为共产党人，毕其一生经历，都以党的初心和使命为己任。从人物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参与运动的青年群体在时代洪流中继续得到历练，在抗日战争中不断成长，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已经是可以独当一面、肩负重任的骨干。
“因‘一二·九’运动而改写人生道路，在抗战最危急时刻奔向抗日战场的爱国知识青年，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幸存者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设新中国奉献了毕生精力，完成了他们在《毕业歌》中宣示的‘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的宏大志向。”吕克农说。
青年人需要什么样的党史？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馆长胡献忠在读过这部书后感慨：“这本书是写给谁看的？当然首先是写给咱们自己看的。‘一二·九’运动参与者的后人们感到欣慰，对父辈有个交代，这是一个意义；但更广泛的意义，是给广大的青年人看的。”
胡献忠发现，在研究历史中，我们往往会抓住那个最主要的人物，比如领袖人物，但真正能够反映历史发展进程的，还要看更多领袖后面的人物，即所谓的小人物、普通人，因为普通人在历史大潮中的选择和表现，才是真正的历史。就像每次学生运动中，都有先进分子起到带头作用，这不稀奇，然而一旦“中间派”的学生跟上了，才说明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才形成了主流。书中这278位参与者，他们大多数并不是留在大历史中的高光人物，但正是这些普通青年们的故事，让这场运动离我们更近，离当代的青年人更近。
将“一二·九”纪念接续下去
这些撰稿人的父辈，都是“一二·九”爱国救亡学生运动的参加者，是由爱国抗日走上革命道路的。尽管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百年辉煌历程中，“一二·九”运动仅仅是其中的一朵浪花，但对当年参加这一运动的绝大多数亲历者们来说，却是他们人生当中极其重要的时刻，是他们革命生涯的开始，因此刻骨铭心。改革开放后，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每逢“一二·九”这天都要聚会，举行纪念活动，表示他们一辈子最亲的是当年一起参加运动的同学，他们最难忘的是12月9日，那是激发他们的初心、唤起他们人生道路选择的时刻。父辈的纪念活动一直坚持到21世纪之初，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年龄越来越大，并陆续离世，后代们便逐渐参加到纪念活动中来。
这次新书座谈会也成为了又一次聚会。87岁冷允澈老人当年是“一二·九”运动中年龄最小的在场者，当时她只有一岁，在父母的怀抱里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她通过视频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并进行分享，说父亲生前每当谈起“一二·九”运动时都非常激动。父亲曾对她说：“游行那天我们抱着你，你充当了我们的小掩护。”“听后，我深感荣幸。我认为此书的出版是对‘一二·九’运动前辈最欣慰的纪念、最深沉的缅怀，是对他们在天之灵莫大的慰藉。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冷允澈老人说。
图书撰稿人之一高小远的父亲高锦明的经历很不一般，也代表了一大批在京读书、爱国进步的东北学生的经历。“我父亲的经历很独特，事儿都赶上了——‘九·一八’事变时他在沈阳，‘一二·九’运动时他在北京，‘西安事变’的时候他在西安，‘七七事变’时他又刚好回到北京，抗战时期在太行山参加‘百团大战’，后来又回到东北。”高小远告诉记者，父亲高锦明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件，但“对于他们来说，不管后来有多么辉煌的人生，‘一二·九’都是他们最难忘的一段经历”。高锦明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时发动和组织了部分大中学校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当时国民党几乎要把华北让出去了，几乎没有抗日的声音，‘一二·九’之后，才真正唤起了全民族的抗战”。
据高小远介绍，父亲作为失去家乡的东北流亡者，抗日救国的情绪更激烈。“‘一二·九’那天，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等学生被拦在城外，联合城里的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六个学校选了十二名代表，我父亲就是其中一名。我父亲后来回忆，他们这十二名代表找了个笔记本，扯了两张纸，坐在地上，写了六条诉求，要求见何应钦。何应钦当时躲在小汤山，不见学生，也不接受学生的诉求。”于是学生的示威游行愈演愈烈，后来高锦明还参加了南下宣传团。
本书《张振寰》一篇的撰稿人张炜元告诉记者，父亲张振寰一生的经历曲折辉煌，但他很少对子女们讲，她也是借由这次为父亲写传的机会，才了解到一个不一样的父亲。张振寰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随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实验和首次氢弹试验，组织领导了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讯卫星、亿次计算机的研制试验，被授予少将军衔。在书中，张炜元写了父亲参加“一二·九”运动时的故事：“军警一早就在北大各院围堵学生……军警打开消防水龙，把冰冷的水柱射向游行队伍……张振寰也与十几个同学冲上去抢夺水枪……”这些事父亲很少与张炜元等孩子们讲，而是埋首在他的“两弹一星”事业中。“我们对父辈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选择敬佩不已，我写的时候知道这些细节也是很感动。”张炜元说，自己也是通过写作才明白父辈的担当应该传承下去，“我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人，如果一件事我们都不了解，怎么能让下一代、下下一代了解呢？我们是传承的关键”。
在图书编写期间，好几位“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都很踊跃，如百岁老人孟英提供了他当年亲自拍摄的珍贵历史照片（上图）；近百岁的伊之老人亲笔撰稿；102岁的吴瀚老人，写下“不忘初心”“继往开来”的条幅；年届103岁高龄的刘杰（时任中共北平农委书记），亲笔写下了“弘扬‘一二·九’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大型条幅。而今103岁、撰稿时100岁的耿真老人不但记述了亲人吴涛的事迹，还为抗日烈士白乙化和王波撰稿。此后，伊之、李欣、刘杰、吴瀚等“一二·九”运动前辈相继离世，但他们的夙愿和留下的精神财富成为年轻一代撰稿者弘扬“一二·九”精神、编好这本书的最大激励。在现场，这些“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后人们相互约定，他们的纪念和聚会将一年一年持续下去。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0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