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云
秋意渐浓，白天在树荫之外，或许还有稍许燥热，但在树荫之下，则是一片清爽。
到了晚上，走在小区里，只觉得周身上下宛如用清凉油薄薄涂了一层一般，凉丝丝的，加之路边的草地中传来清亮高亢的蛐蛐叫声，真有无法言喻的轻松舒爽之感。
于是便想起了儿时跟着大人们一起逮蛐蛐的场景，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但那些场景还是如此清晰，难以忘怀。
一
高手捕虫有绝招
据考证，斗蛐蛐从唐宋年间开始就在民间广为流传，且成为博彩之戏，到明清两代则更盛。刘桐在《帝京景物略》里就说：“是月（农历七月）始斗促织，壮夫士人亦为之。斗有场，场有主者，其养之又有师，斗盆筒罐，无家不贮焉。”虽说家家都养蛐蛐，但这些蛐蛐绝大多数都不是自己逮的。实话说，蛐蛐并不好逮，稍有不慎就容易弄伤或弄死，再好的品种，一旦不能全须全尾也就不值钱了，所以这是一门讲“技术”的专业活儿。
《帝京景物略》里说：“虫生于草土者，身软；砖石者体刚，浅草瘠土者性和，砖石、深坑及地阳向者性劣。”北京之地，在清末民初之际，古建大多缺乏保养，残破不堪，是以盛产蛐蛐。西山的福寿岭、黑龙潭南北二三十里内、关沟、苏家坨和十三陵一带，都产好蛐蛐。掏蛐蛐的高手也格外多，他们每年在立秋前后，便到熟悉的玩家那里去要盘缠，由这些玩家出一笔钱，供他们到上述各地去掏蛐蛐。掏回来的上品必然要先给这些玩家挑选，剩下的再拿到庙会和集市上去售卖。
这样以掏蛐蛐为生的专业人士，俗称“蛐蛐把式”，是有一套专门的“装备”的。装备分成两种，一种是生活装备，一种是工作装备。先说前者，因为“工作时间”主要是在夜里，加之出城之后前往的都是人迹罕至的所在，一去有时要十天半拉月，所以干粮袋、水壶之类不但不能少，还要盛满，为了抵御山里早来的寒凉，还要有灌满的酒壶。再说后者：包括蛐蛐扦子，就是一把木柄长三四尺、扦头铁质如扎枪的工具，用以掘土撬石；一个用铜丝或铁丝拧成的虫罩儿，罩把缠着白色小线；一个口上缝着一尺多长纱布口袋的竹筐，用来装蟋蟀；一根“探子”，就是在一根竹棍顶端绑上些老鼠须子，用以深入洞穴里撩拨潜伏的蛐蛐，再加上照明用的油纸捻子，这套装备就算齐活儿了。
蛐蛐把式生就一双只听虫鸣之音，便能分辨出其个头大小、战斗力如何的好耳朵。如果听出是一只值得捕捉的好虫，他们就循声前行，锁定其方位，而蛐蛐最是机敏，听到脚步声马上就不叫了。这时捕虫者必须有耐性，蹲下身子、屏住呼吸、竖起耳朵，等虫子再叫时，点亮油纸捻子，找到洞眼儿。这时还不能着急，因为蛐蛐亦如狡兔，往往有两三个洞眼儿，所以要仔细搜寻一下，用泥封住其他几个，然后在距离真正“设伏”的洞眼儿半尺远的地方，把蛐蛐扦子插进土里，然后一边轻轻地拍扦子的手柄，一边用油纸捻子照着洞眼儿，不一会儿就可以看见受到震动的蛐蛐爬出来了……
有人或许会问，这招“敲扦震蛐”之计，听起来太麻烦了，为什么不看准洞眼儿，直接用扦子往下挖呢？这里面有讲究：一来蛐蛐的巢穴形状不一，有的是条形，有的是半月形，有的是U字形，一扦子下去未必能起到什么作用；二来真的“扎”中了蛐蛐，您说这又不是用鱼叉捕鱼，图个准头儿，拿回家一死蛐蛐，可有什么用？所以除了“敲扦震蛐”之外，倘若洞浅可以用“探子”伸进去撩拨，洞深可以用水灌，而上来就用扦子开掘的，必受行家里手的笑话。
二
“蛐蛐文子”有豪情
在不同地点，捉到的蛐蛐各有优点，蛐蛐把式们都有一套“磕儿”：大约是平地和土坡上捉来的斗起来有耐心，石头缝和山坡里捉来的个头儿大，树根里捉来的牙齿厉害，撕咬凶狠，而坟地里捉来的别有一股狞厉劲儿……是真是假不知道，应该是有些道理的。
甭管在哪儿捉蛐蛐，荒郊野地里折腾了一夜，都辛苦异常，须知捉蛐蛐最适宜的季节是在处暑前后的两三个星期，白露三天前后更是能捉住珍品的好时机，而最佳的时间则是在晚上九点直到天亮，雷雨后半小时尤佳，所以蛐蛐把式们其实就是在凄风苦雨中一宿一宿地熬，终于熬到天亮了，赶在开城门的时候回到家里，先睡个小觉，再把捉到的蛐蛐按照品类分别装在瓦罐里，拿到集市上售卖。老北京除了白塔寺、隆福寺、护国寺等几个有固定日期的庙会集市外，在北新桥、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天桥、东华门、鼓楼湾、琉璃厂和果子巷等地，都有常设的卖蛐蛐的摊位。蛐蛐的价格亦根据不同的品级而差距甚大，一般的蛐蛐能卖到银元两元上下，而好的能卖到四五元，还有按照“把”（十四罐谓之“把”）卖的，一把三十元，剩下的次货就卖七八角甚至四五角了。
老北京的蛐蛐把式，最著名的有蛐蛐赵、蛐蛐文子、蛐蛐景子等人。我在很多老北京的回忆录里都看到过他们的身影，特别是蛐蛐文子，老北京文化学者白铁铮先生在文章里回忆起他来，下笔真称得上活灵活现：“姓文当然是旗人，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有四五十岁，留两撇黑胡子，瘦小身材，穿一身灰布夹袄夹裤，外罩一件黑布夹坎肩，纽扣不扣，系一根蓝色褡包，怀里经常揣着两种东西，一样是锡壶酒，另一样是洋铁的小鼻烟筒。”蛐蛐文子嗜酒，无论在哪儿，想起来就喝一口，鼻烟也是，想起就闻。有庙会的时候他到庙会摆蛐蛐摊儿，没庙会的时候就挑着两个荆条筐，装着蛐蛐罐上大宅门里找那些阔少推销，东城麻花胡同的纪家、同仁堂的乐家、西城榆钱胡同的罗家、轱辘把儿齐家，都是当时京城有名的财主，都买过他的蛐蛐。
别看蛐蛐文子其貌不扬，骨子里却别有一股狂傲劲儿，他习惯用鼻烟在鼻子底下抹个蝴蝶样的形状，以显露他的不凡。著名民俗学者金受申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著文说，旧京皆知，于蛐蛐之道，蛐蛐赵善孵，蛐蛐文子善捕。“赵已死十四年，前年于京西金家村见蛐蛐文子觅饮水，已两鬓星星了，谈饮许时，指柳罐对我说：‘此中所得，一家半年可以不致挨饿了’，言罢，匆匆别去……”
不知为什么，每次我读到这里，都会觉得这位身材矮小的蛐蛐把式，别有一种在京剧舞台上才能看到的豪气，令人神往而惆怅。
三
岁月流逝忆虫鸣
戏曲家刘衡玑先生，其父刘筱波是养玩蛐蛐的名家。每值秋季，必到余叔岩、徐碧云等京剧名家的家中去斗蛐蛐。刘衡玑的家里雇用了一位叫高四叔的蛐蛐把式，是掏蛐蛐的高手。刘衡玑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过自己儿时与高四叔一起捉蛐蛐的经历，读来格外有趣。每年农历七月，高四叔总要买只油葫芦，观察其发育情况，这是为了据此判断蛐蛐是否到了可以捕捉的时节。等到了时候，“高四叔一声令下，我和几个喜爱掏蛐蛐的同学，便携带用具，天蒙蒙亮就出发了”。毕竟是带着孩子们，不可能做翻山越岭之想，所以一般就去德胜门外的土城，顶多去香山一带土石较多的地方。等到了地点，高四叔就开始寻找蛐蛐潜伏的地方。“只要他伏下身子，便知道他发现了蛐蛐潜伏的巢穴，大家都要聚精会神地听他指挥，他一会儿用手拍拍石头，或用脚踩踩地，震动穴中的蛐蛐，使它蹦出来，如果不见动静，高四叔便叫我们用水灌浇洞穴，或用嘴向洞内吹气，如果蛐蛐仍不出穴，就要用扦子挖穴、撬石……出去一天，收获不过一二十条蛐蛐，合格的最多占十分之一，回到家里，把蛐蛐放进罐里蓄养，看它在罐里欢跳，这种乐趣是花钱买蛐蛐的人体会不到的。”
刘衡玑先生笔下所述，或许因为年代久远而感受有隔阂。对笔者而言，作家关庚先生在《我的上世纪》一书中回忆自己童年捕蛐蛐的经历，则显得格外熟悉和亲切。“朝外东大桥现朝阳医院东侧，为侵华日军及家属的坟地，里面杂草丛生，犬鼠出没，阴森无比，不过是逮蛐蛐的宝地。一到秋天，我们结伴翻墙而过，在乱草堆中逮蛐蛐，逮着逮着，不知谁一声尖叫，吓得大伙儿立即翻墙而逃，即使落下东西也不敢回头去取，回家的路上还要评出谁胆大。”
这样的趣事儿，笔者童年也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即便是在三环内，依然有很多荒僻的地方，而在胡同深处，残垣断壁更是随处可见。我因为常住在位于虎坊桥的姥姥家，每到秋夜，舅舅们就带着我和表妹去逮蛐蛐，只是把油纸捻子换成了手电筒。在曲折幽深的胡同里游走，摸索到一个坍塌了的空房子里，听到蛐蛐的叫声，便慢慢走过去，蛐蛐声像被掐断了一样消失在黑暗中，然后我就看见舅舅们打开手电筒照着，一块一块地翻开那些碎砖烂瓦，然后突然间灯柱乱晃。舅舅们一边大嚷，一边拿手扣着，表妹则抓住我的衣服又叫又笑，用故作惊吓来寻开心。有时候听舅舅们喊着“逮住了”，但等张开手时却是空空如也；有时候以为抓住的是长须猛将，但兴冲冲带回家一看，却是只有鸣声毫无斗志的油葫芦。在摇头叹息之余，便讲起那座倒塌老房里的诡异故事，则乐趣又在捕虫之上了……
上学后读到流沙河先生的《就是那一只蟋蟀》，读不懂乡愁，却记住了“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现在想来，大约是因为，再没有比秋夜里蛐蛐的鸣唱，更能注解“岁月流逝”这四个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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