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飞
编者按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他风趣地把进驻北平比喻为“进京赶考”。这并非毛泽东首次踏足古都，在此之前，毛泽东曾两次来北京，第一次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第二次是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
青年毛泽东的两次北京之行，对他一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到北京后的第一处居所是杨昌济故居，这也是本期寻访的第一个红色地标。杨昌济故居是毛泽东的恩师、岳父杨昌济先生在北京工作时居住的地方。1918年杨昌济（怀忠）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全家从湖南迁居至此。同年8月，毛泽东和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湖南籍青年到京，与蔡和森暂住到这座院子南房靠近大门的房间里。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
本期寻访的第二个红色地标，是平民通讯社旧址。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湖南公民代表团，冒着严寒赶赴北京，住进福佑寺，在此创办平民通讯社，并任社长。第三个红色地标是湖南会馆旧址，毛泽东第二次来京期间曾住在会馆里，并在此召开了千人参加的“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第四个红色地标是慈悲庵，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革命先驱曾在这里进行革命活动。
这几处红色地标，基本上反映了青年毛泽东两次来北京的活动足迹。在此期间，毛泽东也深受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从而为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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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济故居
筹办赴法勤工俭学
从旧鼓楼大街往东拐进豆腐池胡同，直行不远，能看到一处旧寺庙，名为宏恩观。宏恩观再向东几十米，有一座民国时期的小型民居建筑，墙上嵌着名为“杨昌济故居”的文物保护标志牌，门牌号码是豆腐池胡同15号。这座看上去并不很起眼的两进院落，就是青年毛泽东初到北京时的落脚之处。
1918年，杨昌济全家从湖南迁居至此时，这座院落的门牌号是豆腐池9号，大门上挂着“板仓杨寓”的铜制门牌。“板仓”一词指杨昌济的出生地，杨昌济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诞生于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下屋杨家（今长沙县开慧镇开慧村），人们后来就把这位颇有学问的教授称为“板仓先生”。
如今的杨昌济故居，大门紧闭，墙上挂着“非开放单位谢绝参观”的牌子。据了解，这座院子坐北朝南，南北长约30米，东西宽12米。一进院有倒座房三间、北房三间、东厢房三间，西厢房已改建。1918年时，北房三间为杨昌济先生自己居住，东厢房三间为女儿杨开慧所住。后院有后罩房四间，为其他家属居住。
毛泽东是杨昌济一生中最看中的学生之一，他们之间的师生之谊始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曾回忆这段日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伦理学，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同样，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里也留下了对毛泽东的好感，而且以曾国藩为榜样来勉励之：“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后来，杨昌济离开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们的师生之谊不但继续保留，而且得到升华。这源起于杨昌济对他的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支持。
1918年夏，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大部分会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他们求学求知求真理的心仍然炽热，但黑暗现实中的前途又很渺茫。恰在这时，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劝毛泽东去北京大学深造，同时告诉他一个消息，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募工人，曾经留法的吴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倡导青年利用这个机会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收信后，无暇考虑自己去北大读书的事情，却将精力投入到筹办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中。
后来赴法留学的唐铎在《回忆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这样写道：“1918年春，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同志，在湖南组织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经常组织会员讨论中国的出路问题。恰在这时，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给毛泽东同志来信，告知有人发起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于是，新民学会专门讨论了组织会员和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问题。他们认为通过留法勤工俭学，可以直接研究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正是‘向外发展’的一个好机会。从此，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便着手积极组织，进行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1918年8月15日，罗章龙、李维汉、张昆弟、罗学瓒、萧子升、李富春等二十余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离开长沙前往北京，与之前已到达北京的蔡和森会合。随后，毛泽东与蔡和森把主要精力放到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工作上。他们邀请李石曾等人介绍留学情况，制定留法工作计划，筹措出国经费，并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长辛店等处，举办留法预备班，做出国的各种必要准备。
为筹措出国留学经费，毛泽东可谓想尽了办法。何长工的《留法勤工俭学的斗争和旅欧总支部的建立》回忆，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协助下，把控制在范源濂、熊希龄等手中的一笔前清户部应退还湖南的粮、盐两税的超额余款利息提取出来（余款最初存在俄国道胜银行），用做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旅费。
章含之的《我与父亲章士钊》也提到：“1963年初，毛泽东读完英文之后，要我陪他在寒风中散步……他告诉我，1920年，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他去上海找到父亲（注：章士钊），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他。”
在做好相关筹备工作之后，1919年至1920年，毛泽东曾三次来到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送行。然而，毛泽东自己选择留在国内，这是为什么呢？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而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我们应先研究中国文明，再到西方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我们如果要在现在的世界上稍为尽一些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要对这地盘内的情况加以实地的调查和研究。”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胸怀革命大志，积极探求革命真理，投身革命实践。尽管许多同学劝他一起出国留学，并认为定会大有作为，然而他自己一直没有登上海轮出征，而是坚持留在了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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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通讯社旧址
任通讯社长写新闻稿件
在中学《语文》教材里，有篇课文名为《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是他于1949年4月22日为新华社撰写的消息（这篇原文曾在香山革命纪念馆展出）。毛泽东不仅是革命领袖，也是新闻大家。他在新闻宣传方面的卓越能力，早在青年时期就体现出来了。
西城区北长街20号有座皇家寺庙，名为福佑寺。如今，寺门紧闭，通过寺院红墙仍能看到寺内一座高大的牌坊，雕龙画柱，配有琉璃瓦绿剪边顶，牌楼上书“泽流九有”四字。福佑寺曾是清顺治帝三子玄烨幼年的避痘地，雍正元年拟分给宝亲王弘历作为私第，弘历未迁入，弘历登基后改为喇嘛庙，名福佑寺。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时，就在福佑寺内暂住过一段时间。
那是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湖南代表团，冒着严寒赶赴北京，住进福佑寺。为公开揭露军阀张敬尧的恶行，争取全国舆论支持，他决定在此创办平民通讯社，并任社长。寺庙后配殿既是他们的办公处，也是他们的卧室，木板架起的通铺就是床，一张长条香案就是办公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平民通讯社自1919年12月22日起，每日印发驱张新闻、稿件150余份，并向全国各大报社发稿。
在当时来说，该通讯社每日主要是向京、津、沪、汉等地报馆发新闻稿，报道驱张缘由、驱张情况等。当时北京《益世报》、《京津泰晤士报》，上海《申报》，武汉《大陆报》等几十家报刊均刊用它的新闻，并发表社论时评予以支持，迅速形成强有力的倒张舆论。
在这座古庙里，毛泽东不仅处理平民通讯社所有的文稿，还撰写了许多磅礴有力的文件。他经过深入细致调查而写成的《〈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稿件，于1919年12月27日由平民通讯社印发，揭露了张敬尧的罪恶行径。文章言简意赅，极具战斗力，第二天北京《晨报》全文转载。
在此之前，毛泽东就有从事报刊编辑的经历，并且形成了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1919年7月，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毛泽东任主编，连续撰写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由于对军阀张敬尧的揭露，《湘江评论》被查封。之后毛泽东又接手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的周刊——《新湖南》的主编工作。不久，毛泽东被聘为《大公报》馆外撰述员，针砭时弊，影响较大。
在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继续从事他擅长的新闻宣传工作。1925年9月，毛泽东来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0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2月5日，《政治周报》在广州创刊，毛泽东任主编，他负责出版了前四期。
毛泽东的这些经历，对于其以后指导党的新闻宣传和思想理论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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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会馆旧址 主持“驱张运动”
“驱张运动”是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主要目的。1918年3月，军阀张敬尧就任湖南督军和省长，他实行残暴统治，纵兵劫抢，强种鸦片，钳制舆论。五四运动爆发后，张敬尧敌视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强迫解散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查禁《湘江评论》。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等筹备恢复学联，并于1919年12月发表《驱张宣言》，长沙各学校举行总罢课，并决定立即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等地进行广泛宣传。
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后，先在福佑寺暂住，后于1920年初到位于今西城区烂缦胡同101号、103号的湖南会馆居住。此湖南会馆始建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初为来京应试的湖南籍举子、京官等人的住处，民国时期成为湖南籍来京的革命志士活动的场所。据《北京湖南会馆》载：“馆共三十六间，内设戏台一座、文昌阁楼一座、东厅署、望衡堂、西厅及中庭均横敞，为平时集合之所。”如今，会馆的主体建筑戏楼、文昌阁已拆除，其余建筑保护完好。
1919年12月28日，毛泽东筹备在湖南会馆召开湖南各界驱张大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讲演，他历数张敬尧的罪恶和湖南人民的痛苦，号召与张敬尧斗争到底。会上，10位国会议员当场签名，并推举熊希龄、范静生、郭同伯3位议员呈见总统、总理，表达驱张决心。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积极联络在京的湖南学生和知名人士汇入驱张洪流，开展一系列的驱张斗争。代表团在京期间，先后进行7次请愿活动，向北洋政府提出撤惩张敬尧的要求。
1920年1月28日上午，毛泽东带领请愿团全体成员到北洋政府总统府门前请愿。毛泽东等6位代表相继发言，痛斥张敬尧祸湘罪恶，声明非见靳云鹏总理不可。秘书摇了一通电话，四处“寻找”，可就是找不到靳云鹏。两个小时后，大家群情激愤，直奔棉花胡同的靳宅。靳云鹏果然在家，因无法回避，便派副官于化龙接待。代表们将张敬尧祸湘罪状交予于化龙。于化龙进入内室，与靳云鹏商议片刻后回复说：“明日召开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讨论，这是靳总理负责任的话。”饥寒交迫的请愿者只好拖着疲惫的身躯，离开棉花胡同。
2月5日，代表们如约来到靳宅，却见军警如蚁，大门紧闭，宅院无人，向国务院请愿的门就这样被堵塞了。代表团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又先后几次请愿，最终也没有结果。见代表们情绪低落，毛泽东激励大家决不能放弃，虽然未能撼动张敬尧，但已让他声名狼藉，只要再加一把力，一定能将他赶出湖南。在各界人士的鼎力抗争和全国压力之下，张敬尧于1920年6月11日仓惶逃离长沙。
在驱张运动过程中，毛泽东的名字频繁出现在驱张通电和新闻里，其社会活动能力越来越引人注目，这就为他日后参加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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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庵 探讨中国革命道路
慈悲庵坐落于如今陶然亭公园中央岛西南端的高台上，三面临湖，东与中央岛揽翠亭对景，北与窑台隔湖相望，西与云绘楼、清音阁一桥之隔。
慈悲庵是创建于元代的古刹，距今已有700余年历史。慈悲庵于康熙二年（1663年）重修，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构小轩于庵之西偏”（《陶然吟并序》），后人称为“陶然亭”。光绪初年，陶然亭无存，慈悲庵仅余大殿三间，光绪二十年（1894年）重修，形成现在的规模。
如今慈悲庵内主要建筑有山门、观音殿、准提殿、文昌阁、陶然亭等。慈悲庵建筑群内还建有李大钊同志纪念室、“五团体会议”纪念室等，正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仁人志士们为了革命理想而积极奔走的辉煌历程。
为了迎接建党百年，慈悲庵整体建筑群正在重新装修。在东侧，隔着围挡，远远能看见慈悲庵山门上方的石匾，上书：“古刹慈悲禅林”；西侧，站在与清音阁相连的云庵桥上，古色古香的陶然亭赫然矗立眼前。在重新布置之后，慈悲庵也将以更新的面目展现那段风起云涌的岁月。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与湖南辅仁学社在京成员，集会商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探求救国道路，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大槐树前合影留念。据了解，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山门外大槐树枯萎而死，为保留这一重要历史旧迹，公园移植了一棵与原古槐形状近似的老槐于此。如今，数十年来，慈悲庵山门外的古槐仍焕发着勃勃生机。
1920年8月16日，天津“觉悟社”、北京“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团体，在慈悲庵讨论“五四”以后革命斗争的方向以及各团体联合斗争的问题。早在1918年时，在王光祈、李大钊的介绍下，毛泽东便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尽管召开此次会议时，毛泽东已离开北京，但通过多方渠道，他仍然能吸收到新的营养。
毛泽东第二次来京之后，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毛泽东还特地去拜访了李大钊，向他汇报了湖南青年运动的情况。李大钊为进一步引导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特意向他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和柯卡普写的《社会主义史》等。
受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留心搜寻和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那时，和毛泽东交往密切的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在“亢慕义斋”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于1920年2月间给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说：“即我，历来很懵懂，很不成材，也狠（很）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李大钊推荐的这些书，对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促使他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抵达申城。这次他在上海逗留两个月，其间除了想方设法为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筹集旅费外，还多次前往陈独秀寓所（今南昌路100弄2号，即《新青年》编辑部）拜会请教，陈独秀同毛泽东谈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并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炽热的革命情怀感染了毛泽东。
十多年后，他同国际友人斯诺谈话时还提到了此次谈话对他一生的深刻影响：“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建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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